林彪事件后,干校开始陆陆续续调人回京。我仍留在那里整整待了三年,大概是时间最长的之一。我回到北京已是一九七二年年底了,心里惦记着旧日的师友,几乎天天到处探访同学朋友,也去看望我认识的前辈师长钱锺书、余冠英、唐驶、吴组缃、季镇淮……。我多么想知道这些年大家被赶到干校,被政治运动折腾得怎么样了?他们都还安好吗?现在又在干什么呢?每次见面,大家都有恍若隔世之感,唏嘘不已。我见到唐驶先生时,还特别打听了巴老的消息。因为我知道他与巴老是老友。他说:“只听说斗得很厉害。这几年一点新的消息都没有。”《中国文学》大概是“文革”期间唯一没有停刊的文学杂志,登载的都是一些歌颂“文革”、歌颂毛泽东的新闻报道和诗文,极端得令人无法卒读。我回去上班以后,杂志社里的所谓“三结合”领导班子也不分配什么工作给我。我就随意读些书消磨时间。最有意思的是,不久开始批林批孔,我在办公时间,天天重新通读《论语》《孟子》,还做了许多笔记。不是要批孔吗?那么读孔孟之书的理由就很充分了。那些所谓革命领导干部、造反派对我头疼,却也无可奈何。
一九七三年夏,杂志社要宣传样板戏,派我和同事闻时清一起到上海采访《龙江颂》和女主演。这是我在“文革”中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去上海。自一九六三年至今整整十年没有到过上海了。现在我回来了,上海有我的老母,还有我的姊姝弟弟,我要去探望;还有巴老,你还健在吗?许多年音信全无,生死不明,我一定要去探望,要把巴老的消息探听清楚!
一九七三年七月,我和同事闻时清到了上海,住进衡山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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