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监督在信任时到场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下称方案)的出台，无疑是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层面上扔下了一块激起千层浪的石头。中央部署在上述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建立更加完善的监察体系，这不会只是个开始，毕竟，对于事关国家全局的政治改革而言，行之有效，则推而广之。

无论是之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是《准则》中指出的“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都鲜明地道出了公权力和监督密不可分的关系。权力作为监督的对象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权力只有在行使过程中发挥效力才处于可见和可监督的状态，而在这个过程中，确保公权力的正当正确合法行使，无疑是离不开行使公权力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公职人员。而权力的失控和腐败，也是由于行使权力的人一手导致的和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么，对公权力的监督，实则体现在是对行使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

大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8779.3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39.7万名。如果我们把权力的监督这一既定且抽象的话语，换个说法，就是确保这739.9万人在监督下好好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让权力作用到和回归人民利益的福祉上去。对这一特定人群的监督，单一的监督总是势单力薄、成效甚微，让监督与信任同时到达行使权力的现场，或许事半功倍。

众所周知，信任从来不是无条件，“从心所欲不逾矩”，从的也就是“不忘初心”的心。要想不逾矩，必须建立自我清楚的定位，国家公职人员也不例外。尤其是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社会的前沿和人民的立场，给自己找准的定位。这种定位是出于自我需要，也是出于社会价值的实现。

打铁还需自身硬，当然信任不能完全代替监督。可是当社会监督、人大监督等外部监督在党员干部可信时到场，出于被信任，监督的效果也必然会立竿见影。这样往复循环下去，权力行使的大环境终有一天会河清海晏。   李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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