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在坚守中传承本报记者方文

根植于民间的戏种

3月14日，雨后的安庆，春意盎然。

午休过后，位于春光苑的广场上，陆陆续续地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老人端杯拿凳，径直向广场空处走去。这里是黄梅戏爱好者自发进行表演的场地，虽然没有专业的戏台和戏服道具，但听众却很多。

人员到齐，广场内响起了鼓点和胡琴的过门声，演员们台上尽情表演着，台下的观众则聚精会神地盯着台上，由此开启了一天的惬意时光。

对于很多安庆老百姓而言，唱黄梅戏、听黄梅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样的场景基本每天都在上演，且演出的地点分布也较为广泛。

在休闲方式日益多元的今天,黄梅戏在安庆,依然拥趸众多。

相比黄梅戏爱好者自娱自乐表演，宿松县群芳黄梅戏剧团规模要大不少。有28名团员，并配有流动舞台车、灯光、音响、字幕、LED背景大视屏等等,在当地已算得上是有一定规模的剧团。

不过，和自娱自乐表演不同的是,汪方荣的宿松县群芳黄梅戏剧团大部分时间在县外找饭吃。3月6日，见到汪方荣时，他正在潜山县王河镇搭台演出，台上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着即将演出的剧目。

天空晴朗，一出好戏即将上演……

这些民间戏班在外的经营模式近乎于订单式生产，他们把市场定位在因家庭喜事、公益庆典活动等需要请戏班助兴的机遇上面。“戏班子都不会卖票的,都是请戏的人包场给别人看的。”作为团长的汪方荣，他脑子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找到那些“请戏的人”。

“除了春节前后和参加政府的送戏下乡演出外,我们一般都在外地。” “黄梅戏好听、好懂，老百姓也爱看，基本上是锣鼓一响，脚板就痒。”汪方荣说。但即使这样,指望着别人买票听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16年，他们演出500场，收入有200万元左右。这在当地是一个说得过去的业绩。

在发展黄梅戏上，安庆目前正在尝试一些探索，“唱起来”聚人气、“走下去”惠民生、“走出去”展风采。安庆聚力打造黄梅戏“一唱两走”文化品牌。2016年“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完成5大类14项主体活动100多场次活动；组织30场“戏曲名家下基层”演出，开展“黄梅戏进校园”第二批试点，城区试点学校达到42所；《大清名相》受邀参加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全年巡演67场，在深圳、上海、武汉等地举办的安庆文化周，有力地推动了安庆文化走出去。

然而，和所有的传统戏曲一样,黄梅戏要想在市场终端取得繁荣还有较长的路要走。2016年,《大清名相》在全国巡演，好评如潮。与观众火爆的场内相比，售票的窗口却显得冷清——到场的观众大多是拿着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赠票而来,自掏腰包来看戏的人还是少数。

业内相关人士表示,戏曲要完全走向市场,是有难度的。作为专业院团,要排出一场大戏,前期要花很大的成本。这还不包括在平时对演员的培养上所付出的努力，如果仅靠门票收入,回报率大都是非常低的。

据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院长余登云介绍,在《大清名相》的制作过程中，安庆市财政在财力困难的情况下，为该剧安排了200万元创排经费。

2016年4月,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8月初，又印发了2016年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演艺院团在市内500座以上剧场进行原创黄梅戏演出的,安庆市区按2万元/场标准给予补助、县(市)按1万元/场标准给予补助。如果在市外,国内演出按5万元/场标准给予补助;境外商业演出按10万元/场标准给予补助。

“这对于院团来说,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出都是个好消息,相当于让我们带着干粮去演出了。”余登云说。

黄梅戏传承断代之忧

安庆黄梅戏的发展，造就了《女驸马》、《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等一系列经典曲目，也塑造了严凤英、韩再芬、马兰等众多著名的黄梅戏艺术家，但此后，“名剧名角”逐渐稀少，“断代”的忧思弥漫不散。

余登云告诉记者，黄梅戏在安庆发展十分繁荣，有很强的群众基础。但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讲，群众的街头表演并不能称得上是完完全全的黄梅戏艺术、也不能登大雅之堂，如果对黄梅戏不去培育和培养，不实实在在地推动一些事情，就容易出现“断代”的危机。

“戏曲的传承发展，首先就是要出人、出戏。出人，就是要培养人才；出戏，就是要不断推出精品剧目。”在余登云看来，毕竟现在的电影、电视和手机内容都太吸引人了，“天天打猪草，夜夜闹花灯”，是不可能把观众拉进剧场的。

余登云认为，“断代”危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新人的培养，二是对黄梅戏的硬件投入仍不够。“人才培养，堪比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行为过程。因为种种原因，年青演职员的工资待遇不高，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剧团就因为待遇问题流失了10多位演员。”

“收入和待遇得不到保障是当前很多国有剧团面临的问题，演职人员如何去坚持、去坚守？这是黄梅戏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副院长刘东胜说。

黄梅戏舞台剧《大清明相》中饰演张廷玉的马丁，黄新德亲授弟子，如今已是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主力演员。

“很多朋友看我会有些奇怪，没有编制，收入低怎么会从事戏曲，说的不好听的还有戏子这么一种称谓。”马丁对此倒并不介意，“在团13年，情感、热爱，这是我坚守的动力。”

“我们不能‘天天《打猪草》，夜夜《闹花灯》\’，对我们来说，一招鲜吃遍天，反复演出经典并不存在问题。”在国家一级演员郑玉兰看来，相比民间剧团，国有剧团在优秀剧目的创作和创新上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今后，如能演一场新创大戏，就很满足。”这是郑玉兰最简单的愿望。

戏比天大，再苦也要唱好戏，但人才、资金的紧缺和从业人员的待遇成了制约黄梅戏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创作、编曲、舞美、导演等人才方面尤为稀缺，剧团每排一出戏，要么是请退休人员，要么是出高酬外请，如《大清明相》等新创大戏，70、80岁老人还在一线担当主要角色任务。而在民间剧团，情况就更严重了。民间剧团的演员大部分是艺术表演爱好者或者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缺乏专业训练。”余登云的话中不无忧虑。

“没有专业的创作人员，没有整体的创作团队，黄梅戏剧团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余登云说。

为了培养人才，安庆市不仅扩大了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的招生，也在安庆大学开设了黄梅戏艺术学院。

刘东胜告诉记者：“老一代演员很多靠自学成才，口传心授学来的，从学校出来的最终能站在台上演戏的，能站得住的不可能太多。”

“黄梅戏市场化，剧团和剧团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明显，大多数剧团的演职人员干着一份守着清贫的工作。”刘东胜说，黄梅戏如何既“情感留人”又“待遇留人”，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虽然黄梅戏的发展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安庆依然有不少业余剧团不定期在市、县广场自娱自乐，数万戏迷津津乐道、曲不离口，国有剧团依然时有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依然走在希望的田埂上，常年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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