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2017反腐第一剧”之称的《人民的名义》开播。该剧片花有这样一个片段,陆毅扮演的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怒斥贪腐官员:“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现实中,“我是农民的儿子”已成很多落马官员的习惯说法。无论在位,还是受审,都挂在嘴上。比如,2004年春运期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到深圳火车站了解情况,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农民的艰辛,他们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不容易呀!决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不力,使他们的血汗钱被票贩子盘剥!”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也在法庭忏悔:“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农民的儿子”,原本很亲切、接地气,也容易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可听多了,也容易生腻。中国以农立国,往上追三代、四代,许多人都是农民的后代。一些贪官动不动就搞千万元、上亿元的黑钱,又跟农民有啥关系?这样张口就来,未免是对农民抹黑。
有论者认为这是贪官在博取同情,甚至是在寻求宽大处理。不排除完全没有这样的算计,但如果一味如此归因,不仅否认了贪官也有寻求改造、反省的动机,也把活生生的个体脸谱化甚至妖魔化了。
说到底,问题并不在于贪官自认是谁的儿子,而在首先是个“坏儿子”。检视自己的堕落过程也好,忏悔自己不该贪污腐化也罢,需要找出来的是真实原因,而非纠缠于什么“农民的儿子”。不管是农民的儿子,还是官员的儿子,举凡一个负责任的父亲母亲,都会督责儿子成为“好儿子”而非“坏儿子”。
家境的贫寒可能使人对身外之物有格外的攫取心理,但也可能相反,不是那么在意钱财、权势。农民的儿子并不必然指向贪腐,官员的儿子也不天然就清廉。关键是官员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约束权力,不使“内心的野兽”因为位高权重而被释放。
我们也看到,那些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的“坏儿子”,一旦“身登青云梯”,往往将父老乡亲、背后的土地抛之脑后。不仅身体远离了农民和土地,情感也变得干巴空洞起来。下乡走马观花,理政咋咋呼呼,同吃同住基本没有,就连言语表达也日渐程式化、满满是俗套。原本好好的“我是农民的儿子”,也因为贪官的滥用、套用、僭用,而被彻底玩坏了。
这样的“坏儿子”,不管是农民家的,还是官员家的,早就该以“人民的名义”清理了。(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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