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上警校”是变质土壤长出的恶之花聚焦

邓海建

4 月12日，媒体获得一份《河南省公安厅关于邱海山等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情况通报》。通报称，该省鹿邑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邱海山伙同多人，在办理毕业生分配、干部调动、公务员登记和入警申报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贪污受贿。邱海山为女儿篡改档案年龄，最终令其“7岁上警校、10岁当公安、 长期领工资”。

（相关新闻详见今日本报A15版）

拼爹的把戏，也不算稀奇。真正可怕的是：鹿邑县公安局“130多名民警长期不上班、吃空饷，个别民警在企业任职、领取报酬，多个派出所及主要警种一把手长期空缺，特别是在重大人事问题上不集体研究、不上会、不讨论，仅凭邱海山口头汇报办理……”令人诧异的是，一个“政治处主任”，虽然是单位里的要职，却也不是一把手、二把手，竟然能只手遮天架空了整个组织机构，致使基层公安部门没有战斗力，没有凝聚力，没有人干事，这样的基层组织，如何保一方平安？

乱象的背后，是多部门、多系统、链条式的造假。正因为翻云覆雨惯了，才出现了这起被定性为“公然藐视省纪委权威、公然藐视省委巡视组权威、公然对抗组织调查”的恶劣典型。真正的问题是，在调查组揭开盖子之前，藏都藏不住的纷呈乱象，为何愣是没有进得制度监督的法眼？说好的过程控制呢，说好的立体监督呢？

严肃的政治构架、庄严的司法程序，在权力与利益的勾兑中沦为一场滑稽戏。令人诧异的是，在一轮轮自查自纠中、在一遍遍学习反思中，系列问题岿然不动，甚至调查取证遭遇花式抗拒。地方权力生态诡谲至此，仅仅是公安部门少数人“病得不轻”了吗？

一个非法的利益共同体，警示的是基层治理的深度溃坏。这让人想起2016年年初，中纪委发布大数据时的一个定论：“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相互勾结的情形并不鲜见，窝案串案多发。”比如2015年通报的979起问题中，涉及窝案串案的共133起，处理389人。共同违纪、易感人群……这些名词与称谓，成为少数地方权力生态的事实标签。

而今的真相大白固然大快人心，但，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问责少数几个当事人层面，土壤不改良，果子还会甜吗？从这个意义上说，“7岁上警校”只是个大萝卜，认清产出这些萝卜的泥土，才是关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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