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孙渝烽执导的法国影片《国家利益》获得“文化部优秀译制片奖”,他因而第一次代表厂里前往北京领奖。在北京开会期间,上面安排孙渝烽在会上发言,他就大胆谈了几个问题,而其中第一个就是在电影审查中“剪片子”的问题。孙渝烽认为“剪片子”应该尊重译制片创作人员的意见,有些片段和镜头根本就不需要剪。他举例说,比如美国影片《汤姆叔叔的小屋》里有一场戏是白人农场主利格里买了一个黑人女奴卡茜做他的情妇,而卡茜在换衣服时露了个背影。就是因为“露肉”了,上面不由分说就把背影的镜头给剪掉了,而孙渝烽认为那个镜头根本不必剪,因为这个背影给观众展示的是女奴背上一条条的鞭痕,从而能够激起观众对黑人奴隶制度的愤恨,所以这种镜头剪它做什么?
当时孙渝烽讲完这席话后,下面一片掌声,与会的很多人都对此深表赞同。在谈完了有关“国家利益”的事情后,接下来孙渝烽就谈了上译厂的“单位利益”和创作人员的“个人利益”问题。他首先希望中影公司能给上译厂发更多的片子,以解决厂里译制片任务“吃不饱”的问题,另外他也希望中影公司能考虑适当提高一下译制片的加工价格,以提高上译厂的整体收入。接下来,孙渝烽就逐个介绍了厂里主要创作人员的生活和身体情况,谈到了他们的病痛和生活窘境,另外他也谈到录音棚里空气不好,很多长期在棚里工作的同事都患有慢性病,身体基本上都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情况。
那次会议结束后,他的发言被整理成简报反映了上去,后来这份简报被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看到了,他就让文化部派员前来上译厂调查,结果发现孙渝烽反映的情况属实,后来上面就特批给进录音棚工作的演职员每人每天一瓶牛奶以增加营养。这本来是件好事,但陈叙一却为此生了孙渝烽的气。老厂长认为那种事情可以在厂里关起门来内部讨论,而不必拿到北京在大会上说。不过生气归生气,之后陈叙一倒是从善如流,开始着手改善第一线演职员的工作条件。厂里在录音棚外的演员休息室里靠墙摆了一圈皮沙发,同时也安上了空调,这样上译厂创作人员的工作条件总算是多少有了一点改善。
在录音现场,儿子配戏倒是没什么负担,但看着儿子配戏的妈妈精神负担却很重
上文说到当年厂里发的内部电影票是我们家很好的公关工具,而这些票子对于孙渝烽而言也是他在社会上办事的一块无往而不胜的“敲门砖”。那时他只用了两张票子的代价就把跟菜场肉摊子营业员的关系搞好了,他去买肉的时候,营业员除了不收他的肉票且会按他的要求剁一大块肉给他之外还会把大骨头给他留着。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得的事,因为在那个“医生、司机、猪肉佬”吃香的年代,如果菜场营业员能手下留情,多卖给顾客一点肉,那人家里当天餐桌上的饭菜质量立马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精神和他们的胃一样饥渴,所以说当时谁能弄到“永嘉路译制厂的票子”在上海人眼里就是“路道瞎粗”(很有办法)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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