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作家他们的羁绊和困扰

□本报记者 江丹

当作家石黑一雄因为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荣誉而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时，他的名字前还多了一个身份限定：日裔英国作家。身份一直是移民作家挥之不去的影子，有些作家坚持在他国为本民族代言，但也有作家认为国籍是次要的，作品才是他们真正的“护照”。在忘记日本前记住日本

1954年，石黑一雄出生于日本长崎。石黑一雄的父亲是一名海洋学家，在1960年受到英国国家海洋学院的邀请，前往英国推广一项研究成果。于是，石黑一雄跟随父母来到英国小城吉尔福德。

石黑一雄回忆，当时他以为那只是一场短期旅行，准备随时回日本，但从那之后，日本的生活就离他越来越远，日语也仅仅成了他与父母交流使用的家庭语言。

孩子对环境的适应性总是强得惊人。留在英国的石黑一雄就读当地的公立小学，阅读契诃夫、勃朗特、狄更斯的作品，他11岁听英语流行唱片，15岁弹吉他，大学学习英语与哲学，喜欢莱昂纳德·科恩和鲍勃·迪伦，他留起长发，蓄起胡须，背着吉他和帆布包，搭车走美国太平洋沿海公路，穿过洛杉矶和整个北部加州。向往嬉皮士生活的石黑一雄，除了肤色，与他的英国朋友并无区别，甚至连肤色也并没有成为什么区别。

“我的朋友和我很清楚我们都是英国人，我们无法写出原汁原味的美式歌曲。……蒙蒙细雨中被困寂寞的路途，但得是在苏格兰边界的灰色环路上，浓雾正漫起，而不是坐着凯迪拉克行驶于美国的传奇公路。”石黑一雄回忆年轻时的嬉皮士经历。

与此同时，石黑一雄意识到，在他心中，日本印象正变得越来越模糊。20岁左右，他阅读和观看了大量与日本有关的书籍、电影。对年轻的他来说，那个被称为日本的地方已经是记忆、猜测和想象相混合的产物，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褪色。“我当时有种十分迫切的希望，想趁它完全消失之前，把它变为文字。”石黑一雄说。

1982年，石黑一雄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小说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位日本寡妇移居英国，却始终走不出战乱所带来的阴影，小说的背景则正是他的出生地长崎。石黑一雄说，长崎被投放原子弹时，生活在那里的母亲被一块飞舞的碎片击中。“当她想起战争，原子弹不是最让她惧怕的东西。她记得躲在她工厂的地下掩体。他们列队站在黑暗中而炸弹就在他们头顶上方落地。他们以为大家都会死。”在《远山淡影》发表26年后，石黑一雄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回忆道。

《远山淡影》这部使用英语讲述日本故事的小说甫一问世，便将石黑一雄送到了英国文坛新秀的位置，他凭此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的温尼弗雷德·霍尔比最佳小说奖。也就是在小说发表的这一年，石黑一雄正式提出申请，成为一名国籍意义上的英国人。

不愿做在英国的日本代言人

随着作品的积累，石黑一雄声名渐起。因为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他被英国皇家协会授予文学骑士勋章，被英国《泰晤士报》列为“1945年以来英国最伟大的50位作家”之一。

尽管英语是石黑一雄唯一的书写语言，但他的日本背景却似乎越来越鲜明。媒体喜欢问他对其他日本作家的看法，学者则惯于从他的日本背景入手，尽管他仅仅在日本生活了五六年，而且那只是人生的头五六年，记忆淡薄。

石黑一雄显然不愿意做一个在英国的日本代言人，“我是深深地根植于西方传统的。我经常很困惑一些评论家为我定义一些日本性并且试图与两三个常见的作家，比如将我和三岛由纪夫进行比较，这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石黑一雄的文学熏陶来自西方文学作品，与日本作家无关。他坦言，自己的日语“糟透了”，当他回到日本作公开的演讲时，发现英语更能顺畅地表达他的意图。

“我没有清晰的角色定位，既没有要代言的社会，也没有要为之书写的国家，似乎没有什么人的历史是我的历史。”石黑一雄说。如果他的日本身份不是如此被过多地强调，他或许会安心做一个英国作家，因为当他在一些场合谈论文学时，他的立场是英国的，他会更多地关注英国文学中心化的问题。

尽管石黑一雄并没有代言日本的意愿，但他的日裔身份总是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这是每一个移民作家都不可避免的，为故土和本民族代言，似乎已经成为移民作家的一种天然义务。

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有着长达20多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但他拒绝加入他国国籍，坚持为自己的祖国写作，尽管他的作品需要翻译才能传回祖国。中国作家林语堂移居美国后，也一直以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要求自己，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的思想和文学经典等。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林语堂，后半生都在追求回归。

身份是灵感也是羁绊

即使因为流亡而被迫离开祖国的移民作家，也有人并不是那么愿意刻意强调自己的国籍。

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因为其富有争议的小说《洛丽塔》而为很多中国读者所熟悉——1899年生于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纳博科夫随家人流亡西欧，辗转于伦敦、柏林和巴黎，1940年又移居美国，20年后移居瑞士，并终老于此。一生使用俄语、英语和法语写作。

纳博科夫坚持认为作家的国籍是次要的，他不喜欢自己被归于某个国别作家的狭小牢笼，“没有人说得清我是个中年美国作家，还是个老年俄罗斯作家，甚或是个不死的国际怪物。”

纳博科夫把自己看成是在俄罗斯长大的美国作家，求学于英伦，深受西欧文化的濡染。他意识到这种混合，他认为，即使最透明的李子布丁也难以分离出它的成分，何况更为复杂的人。在他看来，艺术是作家的真正护照。

最近因为作品《芳华》而重回公众视野焦点的严歌苓也是一名移民作家。1980年代，严歌苓赴美留学，之后与一名美国外交官结婚，定居美国，后来又因为丈夫工作的关系，随夫旅居南非。近几年来，严歌苓不断有作品被搬上荧屏或银幕，创作极其成功，但是读者很少会关注到，其实严歌苓是一名双语写作者，她被邀请加入好莱坞编剧家协会，参与美国剧本写作。

对很多移民作家而言，故土只是乡愁和记忆里的故土，他们书写故土，却已经不熟悉故土，身份在带来亲近的同时也生发疏离。所以我们会看到，严歌苓书写中国女性的那些小说总是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2016年，阿根廷和西班牙联合制作了一部喜剧影片《杰出公民》，讲述的正是一位移民作家的故事，其中男主角的扮演者奥斯卡·马丁内兹还凭借此片获得了第73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定居巴塞罗那的移民小说家丹尼尔·曼托瓦尼已经40年没有回过故土，尽管他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故土——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车程7小时的小镇萨拉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收到了来自故乡小镇的邀请，决定前往接受“杰出公民”的颁奖，他要去看一看他久违的故土。

在故乡小镇，丹尼尔在受到热情欢迎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荒诞之事。有人认定丹尼尔笔下的人物就是他们自己，以此为豪，要求丹尼尔为商品代言，要求丹尼尔捐款，要求丹尼尔带自己出名。

故乡小镇的人并不知道，丹尼尔在小说里对故乡的态度，是批判和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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