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大病众筹掺假不止关乎平台建设

近日，一个“苏州小伙”发布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其称自己家境贫寒，母亲左右胸均被查出乳腺癌，并晒出病历单，希望通过某网络众筹平台众筹30万元给母亲治病。帖子上线两天后，筹得近2万元善款，但为他母亲治疗的医生怒斥他陈述的病情与事实不符，其母实际只有单侧乳腺癌，而且除去医保报销费用，他们需要自费的医药费仅有6800元。事件曝光后，引发网友热议。（12月3日《检察日报》）

由于高效和易操作，网络大病众筹确实成了不少大病家庭一个重要的“自救”选择。但正如这起案例所示，大病众筹掺假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一现象不仅是对具体个案中的捐赠者形成了“诈捐”，也伤害了众筹慈善的整体公信力，其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很可能让那些真正需要的大病患者无法通过众筹获得救助。因此，对于大病众筹的掺假现象，不能等闲视之。

网络大病众筹虽然由个人发起，但借助了平台，就已然转化为慈善组织的募捐行为，受到慈善法的约束。换言之，众筹平台必须要为个人大病众筹的真实性背书。所以，众筹平台要对个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把关和负责，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这类平台的首要价值体现。

只是在现实中，由于主客观原因限制，审核责任的落实似乎并不容易。从主观上说，这考验的是众筹平台自身的能力建设问题。如有媒体报道，去年上半年某众筹平台平均每天发起的个人求助项目达200多个，而该平台专门负责项目审核的，包括检查病历、诊断书是否与描述相符，患者信息是否匹配等信息，仅仅只有35人。如此投入上的不足，当然很容易令审核的质量打折扣；从客观上说，对求助者病情及其医疗成本作出准确判断，不仅需要平台的专业精神，也与相关信息资源是否开放有关。如有内部人士就指出，“国内医疗系统没有联网，只能人工打电话过去核实，然而也不是所有医院都会配合”——这显然也增加了平台的审核成本和难度。

因此，强调平台审核责任的同时，也离不开相应的信息环境的改善。有研究者就建议，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加强政企合作，需要政府提供包括医疗信息在内的基础信息支持；需要政府与社会力量积极合作，允许基础数据在有监管、有保障、政府可控的范围内，提供给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第三方。就此可以说，大病众筹模式要真正走向成熟，不仅需要平台提升专业能力，我们的医疗基础信息的开放和共享，也应该走向“标准化”，真正从信息供给上缓解社会医疗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网络大病众筹掺假现象难以根绝，在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我们的网络众筹仍处于粗放阶段。它既指向网络众筹平台的能力建设与医疗信息共享的不足，也指向对于各方的责任厘定还并未完全纳入法治框架。如，个人提交不真实的大病信息，严格说就构成“诈捐”，而平台若存在把关不严，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但在现实中，这类行为的定性仍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状况也客观上制造了一种“破窗效应”。所以，综合来看，要真正迎来一个“不掺假”的网络大病众筹时代，从个人到平台到相关制度，都还需要更多的“(合”。当然，不能因为现今的掺假现象，就否定这一社会“自救”方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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