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晖
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转换的过程。在一个阶段有一些产业在全球有竞争力,到另外一个阶段另一批产业形成竞争力,那么这个结构就能实现转化。在新的阶段里,经济又可以改革发展壮大,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个情况。今天,讨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从新旧动能转换的主题出发,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新旧动能转换的点在哪里,在哪些方面大有文章可做?讨论这些问题,有六个变量值得关注:
第一,区域产业升级孕育着巨大的动能。不同区域的新旧动能,是不一样的,经济增长活力也各不相同。比如,珠三角城市新技术驱动的产业不断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区域发展;中部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上同样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具有后发优势;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后起之秀;东北地区面临经济发展理念思路的调整完善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问题,如果可以予以有效解决,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要素投入增强经济动能的空间依然很大。增加要素投入,进而增加经济发展动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种经济增长要依靠大量的、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投入。此外,土地的因素,也能为经济的增长提供新的贡献。特别是大量农村土地如果能够进入到市场里面,成为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会带来新的动能。因此,我们存在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来增加经济发展动能的可能性。
第三,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能够提高产业的整体发展效率,释放新动能。什么是新一轮改革开放,对此我们需要深化认识。我们一般说的开放,通常是指对境外开放。其实,对国内产业的开放,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大量基础性产业市场的竞争目前仍然不够充分,形成有效竞争和竞争市场的、比较合意的产业组织结构仍然没有形成。如果对石油、电力、电信等基础产业实现对内开放,那么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又可以形成一股新的增长动力。
第四,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动能潜力巨大。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比较高。制度的成本,即为了使企业合法经营运行所额外支付的费用。就眼下的情况来说,这个费用仍然有下降的空间。一些企业可以借助于制度性的结构性减税或降费,能够大幅降低成本。另外,审批上更加方便,时间上更加便利,也可以实际降低企业成本。通过政府放管服改革,有效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这条路径不仅可以走,而且应该走。
第五,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业态对经济的融合与渗透,会不断衍生新的动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不断与其他产业融合、深化与延展,许多传统产业逐渐释放出新的活力。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倾向于移动互联特征,越来越倾向于和人工智能结合,越来越倾向于跟生物技术的嫁接,正逐渐形成人体能力增强的一个技术轨迹。我的观察是,信息技术对经济动能的形成,是慢慢融合到其他产业的。通过改造传统行业、提高产业效率,使消费者不断得到便利和实惠。这也许不是一种标志性的、显著性的变化,但实际上对经济的促进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六,企业创新组织方式的变化,是未来中国经济重要的内生动能之一。创新以前是个人的一种爱好,后来更多地变成企业性行为,具有组织的特色。在上一轮企业创新阶段,企业有组织的创新行为是通过大规模的公关、试验和成果转化而形成的。现在不完全是这样,不仅一些跨国公司在创新组织上发生了与传统企业研发部门不同的变革方式,而且我们看到更多的情况是“创客”所有制。企业给研发团队做一个研发投资,且后面还可以有外部的资金参与进来;创新成果的产生以及后续的产学研转换,跟个人利益和知识产权紧密结合。由此,创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对企业大规模生产乃至全球性企业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类似组织方式的变革,也正在影响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有望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素。
(作者系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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