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想发财 中国就有希望

把精神看得高于物质，把读书看得比赚钱高尚，这是致命的观念。没有物质，不会有精神，赚钱比读书更难、更高尚。只有当全民觉得发家致富是一件光荣的事儿，当社会普遍认为企业家是这个时代的将军、这个时代的英雄，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就有了希望。

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八届年会上，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作闭幕致辞“致敬这个伟大的时代”。他说，很多学者多少年呼吁中国需要启蒙，我觉得中国的启蒙、中国最大的价值共识就是让这个社会更世俗化，改革开放就是把社会回归到平常、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

为什么我老爱讲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一个中国历史伟大的节点？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此一个大规模的下海浪潮在中国发生了。以1992年为时间界线，如果提前5年下海，人家一定说我犯错被开除了；如果提前3年下海，一定说我混得不好、没本事；到1992年下海的时候就是英雄。没有整个社会价值观共识，也就没有今天。

1985年我参加广州的一个探讨中国为什么贫穷的学术研讨会，有学者说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有学者讲是因为毛泽东“批一个马寅初多出了3亿人”这个负担（那时候哪能想到多出的3亿人成了我们巨大的劳动力红利）。我当时说，你们都没说对，哪一天中国人都想发财的时候，就是中国有希望的时候。只有当全民觉得发家致富是一个光荣的事，当社会普遍认为企业家是这个时代的将军、这个时代英雄，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就有了希望。

邓小平1984年南巡，诞生了像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任正非这样一批企业家；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又诞生了像郭广昌、冯仑、田源、艾路明、武克刚、毛振华、陈琦伟等这样一批以社会精英为主体下海的企业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海归成为时尚，互联网新经济又催生了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刘强东、雷军等这些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家精神也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狂野到成熟，从躁动到平静，从赚钱到做社会公益，从模糊灰色的商业交易逐步走向新型的政商关系。中国经济也从跑马圈地的资源性驱动到今天的效率创新驱动，一切在进步，一切也在进化。平常、平静、儒雅、包容、豁达，一个逐步被社会慢慢认识的模范群体正在中国冉冉升起，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时代的巨浪，把所有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都裹挟进来，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当年革命的潮流浩浩荡荡，有掉队的、有叛变的、有被杀的、有坐牢的，但是革命的历史洪流谁也不能阻挡。今天在中国发生的创业创新浪潮，跟当年的革命洪流一样，有掉队的、有坐牢的，但是创业者和企业家这个主体越发壮大，创业创新的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就是民族的希望，这就是国家经济的希望。当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传承没有接上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发展停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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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躁的社会”

“浮躁的社会”这个词组，被一些社会批判者高频使用。它有两个效果：一是显示自己独立于社会之外，是“沉静”的另类；二是所有问题有“社会”背锅。我没书读，因为浮躁的社会；我没房住，因为浮躁的社会；我看不起好医生，因为浮躁的社会；我不舒服，因为浮躁的社会。这五个字，可甩锅、可自夸，用起来怎么会不上瘾？孩子们一进大学，如果恰好碰上一个夸夸其谈的老师，又多看了几个批评家的议论，他们学会使用的第一个大型坏词，一定是“浮躁的社会”。

多年前，一个报纸的评论员脱口而出“浮躁的社会”，我问这个词具体指什么，此人举了一个例子：我知道有刚入社会的小年轻炒一套房，一年就赚到我们这些评论员一辈子的收入！炒房的人得利，我们这些精神产品生产者反而受穷，这不是浮躁是什么？

我说，既然你知道炒房能赚这么多钱，也没人拦住你呀，你为什么不做呢？炒房又不妨碍你写评论。我想，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你没有这个判断力，二是你没有这个胆量去拼。

后面，朋友就当不成了。此人现在的文章，也还爱用“浮躁的社会”。这个词组基本上用来指人们爱财、逐利的行为，不愿意读书，不爱做学问，没有静静地品味生活。

我是个读书人，但是只要没人强迫我不准读书，我完全不在意别人和我不同，更不会因此而生气。如果一个人不读书、不做学问却赚了钱，那说明他有独特的赚钱本领，值得研究学习，而不是觉得他不正常；如果大家都不读书、不做学问而赚到了钱，要做的更不是跳脚痛骂而是反省，这说明当下读书做学问的整个系统都是错的，需要大改革。

把精神看得高于物质，把读书看得比赚钱高尚，这是致命的观念。没有物质，不会有精神，赚钱比读书更难、更高尚。一个人的错误观念，总是会败给真实的规律。遗憾的是，太多师长传递这种错误的观念，而在市场上商人们更少持有这种错误观念，认同会赚钱就有本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孩子待在学校里的风险比待在市场上其实更大。

不少人赞赏欧洲和日本的安静、古朴、慢节奏，以此反衬中国社会的“浮躁”。这种对比曾经也发生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在美国上升期间，美国的知识分子也多是如此看待问题。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1867年重回欧洲，他的判断却完全不同：“在欧洲，好像没什么进步的东西，如果排除这个大陆上的几个首都，那么这里的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静止的。而美国到处都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造巴别塔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来回奔忙，比他的任何一个邻居都要有活力，而且所有人都参与到这座通天塔的建设中来。”

1867年的美国，多像现在的中国！在错误而流行的观念看来，浮躁、低俗、粗鲁，随时会完蛋；而在企业家看来，却是生机勃勃，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 （作者 连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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