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爱没有随风而去

□高庆曾

有些爱深深扎入脑海,有些爱毕生难忘。

母亲离开人世已有十七年了。每当看到亲手为她拍摄的照片,心中总涌现出无限的愁肠,但是那些爱没有随风而去。

上世纪四十年代,饥肠辘辘几乎是每个普通老百姓都会遇到的最大现实问题。在我们家里也不例外。5岁那年,一个深秋的午后,家门口来了两位向我们讨水喝的庄户人家,他们推着一小车粮食到博山换煤,来挨过即将到来的寒冬。

“大嫂子,能给俺们口水喝吧!”

“行啊,行啊。”

那个年代,讨要水喝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情了。之后,母亲升起锅灶,烧开了一壶热水,送给两位。其中一位大叔从包袱里拿出自己烙的白面饼,撕成条状,津津有味的在俺们家门口吃了起来。那是下午一点钟的光景,在地里玩了一上午的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字——饿。眼睛里的事物逐渐被白面饼取代,竟然情不自禁地走到了那位大叔的身边,眼馋的就要张嘴讨要一点。母亲用眼使劲地看了看我,我已经“饿”火入魔了,根本顾及不上这些了。母亲走向前,把我强行拉到院子里,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教训到:“不长出息,讨人嫌不觉。”抬起头,我委屈的瞪着母亲,她当时眼里的坚韧让我一生难以忘却。

父亲在我出生后8个月便去世了,那年,母亲27岁。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影子。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母亲有着旧社会女性独有的特征——小脚,但因为要养活我们,她把庄家活都担了起来:二亩薄田,她那双小脚踩在地里,春天播下种子,经过夏天的辛勤劳作,在秋天收获粮食,就这样年复一年,母亲把我们养育成人。

1980年,我有了每月30元的固定工资。我坚持每月拿出10元钱交给母亲,希望改善一下她晚年生活。可是每次送钱,都是一场“硬仗”,一张崭新的十元钞票会被我们母子俩揉搓成一团,最终还是塞回到我的口袋里。逢年过节给她几个钱,她倒是“乐意”收下,但是每每有孙子、孙女去拜年,这钱就“变本加厉”地成为他们的红包。

眼看母亲年事已高,行动也越来越迟缓,我萌生了带着一生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去远方看看的念头。每次提出这样的要求,她总说自己腿脚不便或者离开家不适应。我明白身体极好的母亲只是不想“浪费钱”。直到儿子考上南京的一所大学,我才有了以带她看看孙子的名义,将她“请”了出来,而此时,母亲已78岁了。

长江大桥、秦淮河、中山陵；留园、虎丘公园；外滩、城隍庙；断桥、三潭映月、灵隐寺……八天四个城市。她那一双小脚,却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看着她应接不暇的眼光,听着她发自内心的笑声,感受着她情不自禁的喜悦。我泪眼婆娑,天伦之乐来得如此之晚。

那天在灵隐寺,从不烧香拜神的母亲反常地让我买来了一炷香。母亲虔诚地弯下那早已驼的脊背,慢慢地跪在地上,长长地磕了一个头,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在说着什么。起身,我看到了母亲眼里含着的泪水。母亲一直没有告诉我她那天说了什么。“把孩子们养育成人,然后成家立业,完成了对丈夫的承诺……”或许是这些话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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