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 房 □吕兴元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1978年底参军算起，等到当义务兵三年后，我也二十三四岁了，父母亲怕耽误了“穷当兵”的婚事，早早操起了心。正所谓安居乐业，成家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窝，于是父母亲紧锣密鼓着手为我打造婚房。

上世纪70年代初，家乡大兴学习大寨之风，全面实行农田方整化，百分之百靠人工开挖、竖穿生产大队、南通长江、北连北通扬河的焦港河顺利竣工，随之家家户户都得搬迁，沿焦港河畔而居。那年月，除非家里有人在单位是正式工，有固定工资收入，就大多数家庭而言，连平常的一日三餐都成问题，要花钱重新建房，那可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但动迁是政治任务，谁也不敢耽搁，怎么办呢？别无选择，只能沿用农村传统做法——抬屋！

所谓抬屋，即将住房从老地方抬到新地方。经过一番协商，父亲请来左邻右舍，在新宅基地上按照老房尺寸，原原本本开挖地基，反复夯实，并备足垒墙的泥土、稻草。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将老宅逐一拆除墙体，用木棍竹竿将梁柱撑起绑牢，随着一声令下，众乡亲打着“嗨哟、嗨哟”的号子，齐心协力、步调一致，抬着老宅，小心翼翼向200米开外的新宅基地挪动。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对准地基，缓缓落下，再经过数轮细心调整校正，房子被安放停当。为防风吹雨淋导致安全问题，不敢有半点误时，立即安排满土垒墙，修整草质房顶，如此这般“新家”算是安顿下来了。一直到参军时，我都住在这样的草房里。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的家乡也逐步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父母亲终于解决了吃、穿、用等基本生活问题，但说实在的经济节余相当有限。考虑到我老大不小，谈婚论嫁自然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倘若不解决婚房问题，凭几间茅草屋八辈子也别想有人来提亲。这可连累了父母亲，他们一边省吃俭用，一边起早贪黑，伺弄好责任田，还喂猪、养鸡、种大蒜，尽最大努力增收节支。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防止物价上涨，父母亲边攒钱，边备料。备料是个既费力又费心的活儿，好在父亲尽管大字不识一箩筐，然而心灵手巧，粗中有细，对于盖多大的房、需要多少料早已盘算清楚、烂熟于心。他动员大哥、二哥和姐夫做义工，凭借南通扬河与焦港河交汇处岸边设有沙石交易市场的优势，使用木质拖车将沙子、水泥一车又一车地拉回家；租用生产队的水泥船，到10里开外的公社砖瓦厂，运回所需的砖瓦和石灰。为了把新房盖得既牢实又省钱，墙体采用空心结构、石灰勾缝，多亏了那时材质上乘，尽管经历了40余年风吹日晒雨淋，到现在墙体依然稳固无碍。为了节省成本，父亲请五叔帮忙，弟兄二人既当木工，又做瓦工，在母亲、哥嫂和姐夫、姐姐的轮流辅助下，四间砖砌瓦盖的新房终于建成了，外带还加盖了厨房和猪舍，整个工程下来工钱才80块，两兄弟盖成一套房在老家也传为佳话。为了装装门面，用一根小桁条从二哥家房上换了一根大些的桁条。由此，父母亲的苦心、二哥的奉献可见一斑。这期间，由于部队工作繁重，又没达到探亲条件，除了托因急事请假回乡的小邰捎回80块钱，正巧顶了工钱外，也没能帮上其它什么忙，一直以来总是有些亏欠感。

尽管是空心墙、大瓦盖顶、泥巴地，但是有了这套婚房，终于有几户人家肯上门提亲了。1985年，在我提干后的第三个腊月二十六，按照农村的风俗，迎娶了我的夫人，举办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成立了一个普通而稳定的家庭。随着经济状况的愈发向好和1998年从部队转业在珠城落户，也置办了自己的127.1平方米的新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当年的婚房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

转眼到了2013年国庆节，女儿也结婚成家了。女儿的家在一个民营经济相当成熟的县级市，婚房118.6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厨两卫，外加11.7平方米的储物间，与这座城市新的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毗邻，又紧挨着她的工作单位，可谓是上好的选择。女儿、女婿均为独生子女，生逢改革开放带来的富裕时代，每平方米3400多元一点的房价，房款两家平摊，再加上他们小两口的一些积蓄，买房与装修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可算标标准准的一身轻松。

细品起来，两代人的婚房，两种各异的境况，足以说明继续改革才有新的出路，不断开放才有新的前途。

作者单位：市双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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