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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8日,陈锡添接到通知前往深圳市委宣传部,被告知邓小平将到深圳视察,指定他为唯一一个随行采访的文字记者,并强调“责任重大,任务绝密”。
陈锡添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
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锐嗅觉,他意识到此次采访意义非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光是‘邓小平到深圳’这六个字,就已经是当时最大的新闻。”陈锡添说。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列车准时驶入深圳站,邓小平走了出来。“我从旁观察,邓小平身穿灰色夹克,与慈祥的普通老人并无区别。”
然而,第二天陈锡添就接到通知,邓小平提出“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
接到这则通知后,几家中央媒体记者没有继续跟进。但陈锡添没有放弃,而是继续记录和采访。
为了防止错过谈话的内容,陈锡添尽可能地向邓小平“靠近”。陈锡添说,“反正是想尽办法靠近他,他谈话的细节,他的表情、动作,我都会记下来。”
采访结束后,陈锡添一直没有放弃准备报道的想法。“直到3月22日,看到《南方日报》一版发表了文章:《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陈锡添说,“看到这篇文章,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等,必须要行动了。”陈锡添立即赶回家,开始写作。
书桌前,陈锡添铺开稿纸,几乎没有停顿,挥笔写下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这七个字,来自唐朝诗人李贺《三月》的诗句。
“邓小平来的时候是春天,之后在深圳发表了这番谈话,势必在全国引起改革开放的春潮,”陈锡添说,“用这个题目最合适不过,我觉得是点睛之笔。”
“因为材料烂熟于心,书写情绪也心潮澎湃,整个过程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从3月22日下午到24日,陈锡添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写下11000字的长篇通讯。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了陈锡添的11000多字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最终报道能引起强烈反响,和陈锡添当时观察仔细、记录详实是分不开的。
“这篇文章最主要的两点,一是原汁原味地传达小平的讲话,另一方面是用很多细节去描绘去表现他的人格魅力。”陈锡添说,邓小平集伟大与平凡于一身,“他伟大的方面,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我着重写他平凡的一面。”
对于《东方风来满眼春》所产生的影响,陈锡添说,他只是历史转折瞬间的记录者,完成了一位新闻人的使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国平薛维睿摄影纪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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