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三种身份 □ 张翔武

经过这么些年，从乡村来城市上学、工作，回乡返城成为每年必须要做的事，它比旅行更重要，也更有仪式感。如果说，C城本地人的生活需要旅行度假，而对我来说，回到外省老家是我应尽的义务。在两省之间往返，在时间中旅行，我看到车窗外的风景，看到人世的风景，也遇到无数与我似是而非的旅客，他们疲惫或兴奋或向往的神色，在我眼里留下若有若无的痕迹。人们久在外地漂泊，都要回家，从身份和目的来看，有人叶落归根，有人魂归故里，有人只是过客。

才过完年没几天，我回到了C城。一天下午，生活在南方一个靠海省份的朋友D回复了我的几条朋友圈，然后两人私聊了一会。说起各自的生活，彼此都还好，依然从事自己多年来一直热爱的事。他摄影，我写诗，虽然谈不上事业那么伟大，各人对自己喜欢的事仍然投入了坚持和专注。

和D认识，还是多年前合租室友K的介绍。K也摄影，还喜欢胶卷摄影，在很多年里只用胶卷摄影，而拒绝数码相机。胶卷、显影液、相纸、冲洗、扫描，这都需要不菲的费用。虽然K的摄影作品不错，但是基本不投稿，照片也很难卖出，所以投入与收益往往不成比例，日子一长，他没攒下什么钱。作为诗人，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偶有发表，有点稿费，有时候甚至没有稿费，心里也高兴。所幸两人那几年都有工作，不靠各自的创作来生活，大家都还开心。两人合租了几年，然后分开，来往也变得少了。后来见面，我极力想说一些什么，K却寡言少语，只是瞪着眼睛，似乎在等见面赶快成为过去式。我虽然有些纳闷，但也不好问他个中缘由。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生活。

“你与K还有联系吗？”

“有的。他要离开C城了，三天后。”

“回老家，以后都呆在那里？”

“是的，之前通了次电话。”

“他跟我没有来往了。”

“我知道你们没来往，具体怎么了，他没说，有时候他比较倔。”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随缘吧。”

“嗯，随缘吧，也许多年后会来个拥抱。”

其实，K不只是我的室友，还是我的大学同学。十七年前，我们从各自的故乡来到C城上大学，接着工作。现在，K走了，我觉得少了一点什么。那种感觉，就仿佛我是一片树林中的一棵树，无意中发现身后少了一棵树，多了一些空旷，也多了一些萧瑟，从前刮得厉害的风也更大了。

K的爸妈年纪大了，妹妹已经出嫁，老人们要人侍奉，K的回乡，成为理所应当的事。

我想起我的爸妈，他们的年纪比K的爸妈要大几岁。爸爸还戴上了假牙。他们有两个儿子，没有一个留在家里陪伴他们。每想这事，我就感到一丝歉疚，能做到的是，尽量每年回家两次，过年是必须回去的。哥哥在外省做生意，每逢过年难得回家团圆。所以每年除夕吃年夜饭，我必须在家。这样做，对爸妈的孤单的减少，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我不清楚，只凭自己的感觉去做。

正月初二早晨，我要去跑步，出门的当儿，听见爸爸在抱怨他的那副假牙戴着不舒服。我没说什么，就出门了。门口的路从鹅卵石路变成了水泥路，跑过从前上学的路，顺松滋河西岸大堤跑了6公里，全程11.49公里。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的路，而今随便一跑，就穿过了几个村子。

大堤的路面已修成水泥路，偶尔见到来往车辆、有人骑电动车买菜或走亲戚。大堤下的河滩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地，长满野草，偶有一片杨树林，大有寒林漠漠之感，鸦雀聒噪疏枝之间，远处水色苍茫，平铺天际。

跑下大堤，路过小镇工业园区，气味难闻刺鼻。有些田地已被征收，亟待招商。只是野茅芦苇，才不管征收或招商，兀自生长，高过人头。

田间地头路旁，总共见了三处小庙，高不过一米，所供神仙菩萨不详，类似云南本主庙。松滋河西岸，那些大大小小的垸子的形成，都是因为洞庭湖水退去、土地隆起，湖底淤泥肥沃，非常适合栽种水稻油菜，于是这里开垦出来一块块新的耕地，历史也不到百年。眼下，这块鱼米之乡很快出现了高速公路、居民小区、工业园。对于故乡的改变，不管变好还是变坏，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就像儿女面对爸妈的衰老。每年回来探望爸妈，陪伴几天，然后离开——在故乡，我不过是一个过客。

早在十多年前，一个朋友就回乡了，只是他以骨灰的形式回去。

他在C城生活了十年，干了很多个工作，一心想靠写作在C城扎根落脚。可是，即便他如何聪明勤奋，也无济于事——他受困于环境，也受困于自己的性格。他终究没能成为另一个纳博科夫——他所崇拜的流亡作家。

出事当天，他的爸妈来接他，我一直陪同料理后事。独在异乡、失去至交的悲伤，远远赶不上老年丧子之痛。在殡仪馆屋檐下，他的爸爸蜷缩成一团，满脸泪水，像雨天来临前一只回潮的坛子。

(作者系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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