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秋与颂秋

□李绍增

愁是心上秋。秋天到了，喜欢悲秋的诗人们恐怕又要忙起来了。

你看：“秋日凄凄，百卉俱腓（春秋《诗经·四月》无名氏）”“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战国·屈原)”“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长。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三国·曹丕）”“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唐·杜甫）”“千山落叶岩岩瘦，百结柔肠丈丈愁（元·周德清）”“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清·纳兰性德）”……你方唱罢我登场，真乃一部永不落幕的悲秋长剧也！

然而，如同浩瀚宇宙矛与盾同生共存，泱泱自然千姿百态相依相竞一样，在纷繁的诗坛，纵然是再众口一声的咏叹，也会有异音他调，甚至有逆响反唱。于是，与悲秋诗相反的颂秋、美秋以及乐秋诗，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大放异彩。在为数不多的颂秋诗人中，除唐代的李白（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王维（新山空雨后，天气晚来秋），宋代的叶梦得（何人解识秋堪美，莫为橙黄橘绿时）以及清代的赵翼（一树红枫全是叶，翻疑无叶全是花）、任锦（莫嫌山老秋容淡，山到秋深红更多）等各占一景外，唐、宋两代的杜牧、刘禹锡和苏轼可谓最杰出的代表。

纵观咏秋的诗史，众多诗人之所以悲秋，甚至愤秋，多与自己的“境遇”有关，如悲秋中有屡试不第的叹息，有仕途多艰的愤号，有抱负不展的鼓呼，有由主张遭弃的苦诉，更有家庭离合的心说。在一片悲秋声中，生于晚唐的著名诗人杜牧不但不以此为伍，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杜牧虽然文韬武略横溢，怀有匡时济世的家国抱负，但一直仕途坎坷，26岁进士及第后，除了十几年寄人篱下为他人做幕僚外，总是在地方或朝廷的边缘岗位上徘徊。在唐朝末世垂暮的世风里，在个人境遇不佳、抱负难展的忧思中，当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仍然以豪爽向上、英华峻拔之诗风，咏叹出传世经典之作《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与杜牧相比，中唐刘禹锡的政治境遇更囧。他刚过成冠（20岁）之年，即登进士和宏辞两科，踏入了仕途，因参与朝廷的政治改革失败，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被贬为朗州（湖南省常德市）司马。且不说当时的朗州是“土风僻陋”的南夷之地，就是“司马”一职，在中唐时期也是多用于安排被贬谪的官吏，属有职无权之位。仕途刚刚起步，就遭受如此打击，刘禹锡精神上的苦闷可想而知。可他在这凄凉之地度过了23个秋天，用饱含激情的狼毫书写出不少颂秋的诗篇，最令人激情燃烧的是他的《秋词》二首，其一为：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此诗浓彩重抹地描绘了“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秋天胜景，志愿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秋天里，做“晴空一鹤”拔地冲天，显示了诗人胸有朝阳的人生品格和不同凡俗的精神境界。

时分春夏秋冬，人有少青壮老。人生的秋天，碰到自然界萧瑟肃杀、苍凉衰萎的秋天，如再加之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的诗人们自然就“只恐双溪舴艋舟”，也“载不动许多愁”了。可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就不是这样。哲宗元祐5年（公元1090年），苏轼调任知杭州。此时他已54岁，以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来说，渐入人生的秋天，加之他由于一生几次遭贬，流放贫瘠的南夷之地，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各种疾病也随之而来。面对向老和各种疾病，苏轼徜徉于落木萧萧的秋色之中，心中却没有半点惆怅和哀伤，挥笔写下了《赠刘景文》一诗：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近千年来，这首诗如同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明多少悲秋人的心房，点亮多少忧郁者的生命火焰！

当代一位著名诗论家说过，人有生理也有心理，有生态也有心态。生理、生态顺天意，心理、心态可调节。在人生境遇不佳，或步入向老及成老之秋时，读读诗人们这些颂秋、美秋的诗篇，或许心理就像春发的花永远欣欣向荣，心态也似夏繁的树永远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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