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忧薪”的事儿，就该这么破！

▲拿到工资欠款的农民工兄弟笑得很开心

农民工展示工资实名制卡

临近岁末，农民工工资支付迎来高峰，一场“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正在全面展开。此次行动不仅为农民工“讨薪”，更要用制度化、法治化手段根治欠薪顽疾。

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明确了用人单位主体责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要求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规定建设单位未满足施工所需资金安排的，不得开工建设或颁发施工许可证；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对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从11月15日到2020年春节前，攻坚行动的执法范围包括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筑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并将政府投资项目和国企项目作为执法检查重点。

一份薪水，背后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和希望。对农民工来讲，工资是养家费、治病钱，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一份基本保障。

年终岁末，农民工是否按时足额拿到了应得的工资？欠薪的深层次原因在哪里？对欠薪“顽疾”国家将从哪些方面予以根治？新华社记者近日在全国进行了调研采访。

利剑出鞘清欠在行动

12月初，天津东丽区融创融园建设项目工地现场，十几名农民工正在做绿化抹灰的收尾工作。

不远处，工地办公室，桌上摞着一大沓现金。出示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签字，按手印……工长覃义正替手下7名农民工领回此前被拖欠的工资20.3084万元。

从接到投诉线索到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天津市东丽区住建委和东丽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用了4天。前来督办案件的天津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副处长于洋说，天津市正全面推行“五四一”工作法，通过组织在建项目签订“零欠薪”承诺书、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保证金账户、实行总包代发和按月足额支付等，全面落实各项保障制度，从源头杜绝欠薪行为。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正在各地紧张推进。

各地派出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组，重点排查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筑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等领域的欠薪问题，对实名制管理、工资保证金、工资专用账户、按月支付等情况进行排查。

“铁腕”治欠，部门联合，利剑出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作为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积极构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直通车”，有效推动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及时进入司法程序。

据初步调度，冬季攻坚行动开展近一个月来，各地共处理欠薪案件6654件，共为8.1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待遇10.75亿元；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354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20件。

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欠薪综合治理已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多方合力共织“保障网”

“农民工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而独特贡献，必须保证他们的辛劳获得及时足额的报酬。”12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如此强调。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逾2.88亿人，平均年龄已达40.2岁。改革开放40年来，他们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工资报酬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从2003年底起，我国开始专项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猛药去疴，重典治欠，十几年来，一道道欠薪“高压线”拉起，扎紧不敢欠、不能欠的制度笼子，织牢农民工工资“保障网”。

2011年，刑法修正案将“恶意欠薪”正式列罪。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恶意欠薪”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1号文件《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明确了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2017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推动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属地监管责任。通过强化考核，层层传导工作压力。

今年9月，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18年度各省级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情况。10个地区为A级，19个地区为B级，3个地区为C级。考核等级为C级的有关省级政府负责人受到约谈。

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明确了用人单位主体责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要求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被欠薪农民工比重从2008年的4.1%，2013年的1%，下降到2018年的0.67%。全国劳动保障监察查处的欠薪案件、拖欠金额及涉及人数3个指标近年下降幅度都在30%以上。

欠薪“顽疾”“病灶”在哪里

浙江义乌一电焊组64名农民工先后参与义乌建筑领域48个标段的工程施工。2019年1月底前，相关项目均陆续完工，但这些电焊工的工钱并没有全部拿到手。

“这个项目持续了近3年，每月工头会给我们一两千元的生活费，余下的工钱说等项目竣工后再结清。”今年50岁、有着20多年打工经历的农民工代表林仁新说。

林仁新的经历，反映了根治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顽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高压态势，“重拳”治理，欠薪为何屡禁不止？根在源头，导致欠薪的源头性深层次问题还未完全破解，建筑市场秩序不规范，垫资施工、违法分包、层层转包、挂靠承包等乱象依然存在。数据显示，2018年建筑业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为1.75%，是各行业平均水平的2.6倍。

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一个工程项目从甲方到乙方，常常出现层层分包转包。有些建筑施工单位按月发给农民工基本生活费，剩下的工资年底或工程完工时集中结算。中间任何链条出了问题，处在利益链末端的农民工就可能“白白辛苦一年拿不到工钱”。

与往年相比，今年浙江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案件明显下降。但由于导致该领域欠薪的源头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其欠薪问题仍有所反复。在重庆，截至目前，建筑行业拖欠案件数、涉及人数、涉及金额分别占案件总数的67%、81%、85%。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责任主体“空心化”现象依然较为严重。

欠薪、讨薪与经济纠纷交织。建筑行业因为合同、建筑质量等原因，有些包工头或分包方有意扣押一部分农民工工资作为与上下游进行博弈的“筹码”。拖欠案件中讨薪与讨价相互裹挟、讨薪与讨债相互交织，民工诉求与承包人、企业诉求相互叠加，给工资清欠带来诸多困难。近年来，传统行业欠薪问题向新兴产业延伸，东部一些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拖欠工资现象也有所增加。新业态经济衍生出新型就业形态，如专车司机、外卖小哥、电商雇员等成为农民工群体新的务工方向。这些领域外包用工、临时用工、碎片化用工等用工方式层出不穷。由于存在模式不稳定、经营扩张激进、淘汰率高、劳动关系难明确等问题，目前新业态经济领域欠薪问题逐渐显现。

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取得新的积极进展，欠薪问题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进一步遏制。但从考核情况来看，各地区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距离根治欠薪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根治欠薪共建长效机制

构建政策完整闭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抓责任落实、抓重点治理、抓制度建设、抓监察执法、抓失信惩戒五个方面推进。

以失信惩戒来说，去年全国实施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制度，对符合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和有关个人“应列尽列、及时列入”，并由相关部门依职责在市场准入、招投标、融资贷款等方面实施共计30条惩戒措施，让失信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横向纵向压实责任，及时发现欠薪苗头，才能把欠薪“掐灭”在萌芽状态。

浙江2018年上线运行欠薪联合预警指挥平台，利用省大数据中心各个部门提供的数据服务资源，对企业、工程项目、地区、重点行业开展实时欠薪监测，做出大数据分析和预警。截至目前，平台已对接税务、法院、市场监管、电力、银行等14个部门400多项数据，监管200多万家企业和9000多个在建工程项目。

各地在工程建设领域推动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郭月军说，今年3月份，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督促施工企业设立专门账户，按合同造价的1%缴存工资保证金，每个项目封顶1000万元，信用记录好的企业还可以按规定给予减免，起到奖优罚劣的作用，至今已有90多个施工企业缴存入5000多万元。项目一旦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就可以动用这笔钱清偿欠薪。项目施工结束后经过公示确定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保证金连本带息返还施工企业。

刚刚审议通过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规定，建设单位未满足施工所需资金安排的，不得开工建设或颁发施工许可证；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对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声音“既要为农民工讨薪，更要授之以‘渔’”

——听法律专家说依法根治农民工欠薪

在北京有这样一个关心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民间机构：致诚律师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依托事务所成立了一家社会组织——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时福茂是中心的执行主任，但他更认同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标签“农民工律师”。自2004年加入致诚律师事务所，时福茂就专门从事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援助工作。十五年间，他一共代理了1300余件农民工维权案件，为农民工讨回工资、工伤赔偿金等各类经济损失近亿元，被全国总工会、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评为“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十五年间，时福茂见证了中国在治理农民工欠薪方面的变化和进步。“2008年到2012年间，农民工欠薪案大概占中心所接案件的85%，甚至有的年份案件多到承接不了。从2012年以后，欠薪案件数量持续下降，现在一年只占中心所接案件的不到20%。”时福茂说。

从业的早年间，一面是中国城镇化飞速发展，一面是讨薪制度尚未完善，尤其在建设领域，挂靠承包、违法分包、层层转包等问题大量存在，为农民工讨薪很艰难。时福茂说，那时常常会接到威胁电话，甚至还有被人团团围住需要警车护送回家的情况。

然而对于农民工，时福茂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十六岁那年暑假,他跟随父亲外出打工，当过搬运工、做过建筑工人，知道农民工有多苦有多难。

“我没有别的本事，我就是用好政策和法律，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时福茂的“成绩单”上，能讨回多少薪不好说，但还没有哪一起是完全讨不回来的。

十五年间，从加强部门协同到完善国家立法，中国在农民工欠薪治理问题上不断取得进步，给了时福茂这样的律师更多底气。在时福茂眼里，除了欠薪案少了，以前的群体性欠薪案也少了。

农民工朴实至诚的感谢是他的动力。在致诚律师事务所的来访接待大厅里面有一块大牌匾，上面有112名在廊坊打工的川籍农民工的签名，这是为感谢时福茂团队为他们成功讨薪400余万元。

专职为农民工维权十几年，时福茂发现最难的问题在于农民工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中国制定了最为严格的劳动合同签订制度，但是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40%。”

时福茂认为，“每个律师都应该有颗公益心”，这份公益心并不仅限于帮助农民工讨回一笔笔血汗钱，更是要授之以“渔”，“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养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途径”，时福茂会在每周六为农民工提供维权普法培训。

在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的一间2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里，两侧墙壁密密地挂满了400多面锦旗。“每当看到这些锦旗,我就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时福茂说，这是他15年不变的初心。

特写终于拿到工资啦！

12月4日早上7时30分，农民工代表黄少华掏出一沓欠条，递给记者,共有31张、68.7万元。“快过年了，希望今年能拿回钱。”黄少华说。

2013年，包工头孙胜利从天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占发手里，拿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北城山水房地产的外墙保温项目，这是王占发从永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标的。孙胜利找到黄少华，口头协商后，黄少华组织起农民工，进场干活，一直干到2018年，工程结束。但期间2013、2014年的两年工资，因王占发和孙胜利双方账目不清，一直拖欠。黄少华把孙胜利和永熹公司告上了法庭。永熹公司出示了与天泰土石方结清款项的证明书，农民工们却拿不出拖欠工资的证据。黄少华无奈撤诉。2019年9月27日，黄少华来到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希望政府部门帮助讨薪。

12月4日上午9时，记者跟随黄少华来到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四楼调解室。王占发、孙胜利、黄少华及永熹公司的监理周敬毅围坐在长桌周边。石家庄市劳动监察局局长施钢和记者坐在后面旁听。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郭月军身穿执法队服，主持调解。

对郭月军来说，这也是一场艰难的讨薪战役。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接到投诉后，多次打电话却见不到人。监察大队向天泰土石方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2万元，王占发和孙胜利终于来到监察大队。“我们把他们叫到大队当面对账。”郭月军回忆，“双方因价格和面积问题吵成一团。”

“讨薪难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大多数建筑工程存在层层转包违法现象。”施钢对记者说，“这个案例从开发商到农民工有4层，开发商已经把工程款支付给天泰土石方，天泰土石方又把工程分包给孙胜利，孙胜利找来农民工。活是农民工干的，却没有合同依据。”

“很多农民工拿着手写的工资拖欠条，没有确认证明，更别说有劳动合同了，这是帮助农民工讨薪的一大难题。”郭月军说，“黄少华拿来的工资欠条也是这样。后来，孙胜利认可了欠薪，补上了手印，才让这笔欠薪得以讨回。”

石家庄市根治欠薪“冬季攻坚”专项行动正在全面展开。石家庄市的公交汽车站、出租车滚动屏上、十字路口的LED大屏上，都播放着根治欠薪的宣传片。在石家庄市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联合接待中心大厅，有农民工们来投诉欠薪。

12月6日一早，黄少华带着从河南、吉林等地赶来的工友们，来到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四楼调解室。工作人员现场将钱打到了农民工个人的银行卡上。来自河南的农民工郭留更手举银行卡，喜笑颜开：“没想到这笔钱能讨回来，感谢监察大队帮我要到钱！”

朴实的笑容，为31位农民工的讨薪路，画上了句号。

如何避免欠薪，欠薪如何维权？

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副局长李新旺建议，一是尽可能通过正规渠道就业；二是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酬、发放方式、发放时间等约定清楚。

如果欠薪发生，劳动者可以拨打各地人社部门的政策咨询热线电话12333，通过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外公布的投诉电话、投诉信箱、接待窗口或网上投诉渠道维权。同时可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也提供了广覆盖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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