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手抄本

自己有了手抄本，便与同学“换抄”，不到半年，我抄完了《叶飞三下南京》《13号凶宅》等十几本。至今清晰记得，有一次把自己抄的《地下堡垒覆灭》借出“换抄”，还回来却是另一种抄本，许多细节也与自己的抄本不同，又读出不同的感受。

□周铁钧

清理书架，翻出一本牛皮纸封面的手抄本小说《梅花档案》。上面写着：抄于1974年5月6日—19日。再看内文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即刻想起40多年前的文革岁月。

1974年我读中学，有一次，和同学借得一册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刚看几页，就被故事中阴森的老宅、幽谧的石阶、神秘的绣花鞋深深吸引，那晚一夜没睡，连看三遍，因借时有约：第二天上学必须归还。后来几天，满脑子都是《一双绣花鞋》撼人心魄的情节：侦察员沈兰打入特务头子林南轩家；获取破坏山城的机密计划；搜寻放置炸药的图纸……想到故事的紧要关头，恨不能马上把书拿来再看一回。

没几天，又从同学手里借到手抄本《阴阳铜尺》，故事更加离奇、精彩，而且同学要去乡下串亲戚，二十几天才回来。时间如此宽松，我何不也抄下来！于是买来白纸裁订成本，准备抄写。

但去哪里抄成了问题，父母绝不允许在家抄这种“禁书”，当时，传看手抄本轻则要受批评教育，重则要挨批斗、劳动教养，我亲眼见有个同学看手抄本，被老师发现当场夺去撕得粉碎。

找来找去，发现图书馆阅览室是个好地方。那时的图书馆，供阅览的仅有《人民日报》《红旗》等几份报刊和领袖选集、语录，很少有人光顾。我把手抄本拆开，带到阅览室十几页，坐在角落的桌前，把拆页压在一张《人民日报》下面，白纸本第一页抄几行“报纸”，翻过一页写“手抄本”，发现有人注意，立即全移至“报纸”，这样抄了两周，一本86页的“大工程”终于告罄。

自己有了手抄本，便与同学“换抄”，不到半年，我抄完了《叶飞三下南京》《13号凶宅》等十几本。至今清晰记得，有一次把自己抄的《地下堡垒覆灭》借出“换抄”，还回来却是另一种抄本，许多细节也与自己的抄本不同，又读出不同的感受。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各种手抄本陆续正式出版，我相继在书店买到曾抄过的《远东之花》《一缕金黄色的头发》《一百个美女雕像》等，读过发觉，情节、内容远比手抄本连贯、丰满，才知手抄本在传抄中，有人丢节删章，弄得残缺不全。比如《第二次握手》，手抄本不到10万字，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原著是25万字。

流年如梭。想当年那种刻苦、执着的抄写，虽然冒有风险，但给了我莫大的乐趣，也缔结了我一生书缘，奠基出较为扎实的学风，也算得上“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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