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下的环卫工：清扫9年没进过景区 怀念疫情前排队景象

清晨，江城武汉还笼罩在一片黑暗当中，标志性景点“黄鹤楼”下的路灯连起来一条“光带”，通向远处的长江大桥，横亘在长江之上。

一周六天，每天凌晨4点，路过黄鹤楼西门的行人都会看到一位身着橘黄色外衣、手拿扫帚，低头清扫人行道的环卫工。武昌区城管委大桥清洁队50岁的环卫工杨春玲在这个岗位已经干了9年，除了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和过年的几天节假日。

凌晨4点，清扫黄鹤楼西门路面人行道的杨春玲。 本文图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 赵思维  图

9年来，她的工作地点和时间没有变过：黄鹤楼西门至武汉长江大桥桥西口500余米的人行道路面；每天凌晨4点至上午11点。

疫情期间，这座此前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变得格外安静，这让杨春玲很不适应。每天清晨，看着空旷的人行道和不时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运送医护的公交车、保供的军车、维持秩序的警车等特殊车辆，她挺怀念之前在桥边看风景、吼嗓子、唱歌锻炼的市民，也怀念早早到黄鹤楼下排队的游客。“么有了烟火气”。她说。

杨春玲在清扫路面垃圾，背后一辆爱心专车驶向长江大桥。

杨春玲是众多环卫工的一个缩影。据住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各地的180万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在岗率高达90%以上。

4月初的时节，武汉人行道上最多的就是各种落叶，风一吹便刮得到处都是。3点半左右，戴着口罩、帽子和胶皮手套的杨春玲提前到岗。不便携带的簸箕被扔在了一旁，杨春玲拿起扫帚开始了一天的清扫工作，她要赶在6、7点晨跑的市民路过之前至少扫一遍路面。

杨春玲沾满灰尘的橡胶手套。

落叶在扫帚的“推动”下很快聚集成一堆，偶尔有几片叶子从扫帚头的缝隙中漏出，杨春玲看到后又再去扫一遍，直到露出全部的石板路面。她向记者介绍，晴天尚好，遇到雨雪和大风天，一片片叶子或因水紧紧沾附在路面，或随风飘撒到各处，给她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同一块路面往往要反复扫上多次，甚至要用扫帚来回“搓”。

 杨春玲用扫帚清扫人行道路面

这也导致扫帚的消耗量最大。因为是竹竿头绑了些纤细竹子枝叶做出的简易扫帚，工作量大时杨春玲和同事一般两天要换一把扫帚头。

而由于紧邻武汉小吃街“户部巷”和长江大桥两个人流聚集的地点，这片路上除了最多的落叶，偶尔还会有空瓶子、卫生纸、纸盒、塑料袋等其他垃圾。由于疫情的缘故，这段时间这些垃圾少了很多。

隔一段距离，主要是落叶的垃圾聚成了小堆，杨春玲将其扫到最近的垃圾桶旁，俯身用手一捧一捧地将垃圾灌进垃圾桶里。“这样方便，能节省时间。”她笑着解释。

杨春玲用手将垃圾一捧捧灌进垃圾桶

扫帚声和鸟鸣声回荡，旁边铁道上的火车不时哐当哐当而过。天微微发亮，杨春玲终于扫完了一遍路面，此时已是早上6点20分，晨跑锻炼的市民和上早班的其他同事也陆续出现。杨春玲额头上露出了细密的汗珠，工作服内早已发热出汗。她难得抬了抬头，看了看天空，杨春玲没有手机，一般预估时间是看天色或问同事。

清晨6点20分许，杨春玲即将扫完最后一段路面，去吃饭。

她拿出毛巾擦了擦脸，给同事交待了下工作，便赶紧去“过早”（吃早饭）。等吃完早饭，她又得返岗，直到11点下班，这段时间内负责路面出现的垃圾她都要反复清扫。

9年的环卫工作，杨春玲时常被路边飞驰的车辆将积水溅到身上和脸上，更有被不小心将垃圾扫到身上的行人骂过。“委屈是肯定委屈，但这是工作，不可避免。”杨春玲说，自己没读过书，但也懂得“理解”两个字。她曾经多次主动上交过捡拾到的行人手机和钱包，“对方肯定着急。”

1999年，杨春玲和丈夫从老家黄冈到武汉谋生。起初两人向商户推销煤球，做了几年生意不好，丈夫便开始打杂工，她则在2011年应聘进入武昌区城管委大桥清洁队。排班时间是凌晨4点至上午11点，但杨春玲担心做不完活，总会早来半个小时。

虽然在黄鹤楼下做环卫工9年，但杨春玲除了上厕所，没有一次进去过景区。“太忙了”。杨春玲这样解释。澎湃新闻了解到，每天上午11点工作完，杨春玲便要马不停蹄赶往附近的一个小区，她在小区物业应聘同样做环卫工作，一直要工作到下午5点。

虽然打了两份工，但每月加起来3000多元的收入，让杨春玲舍不得乱花一分钱。为了上班方便，他和丈夫在大桥附近租了个房子，十几平米大，每月租金几百元。这在她看来已经占了很大一笔开销。

杨春玲很看重在大桥清洁队的这份工作，“会缴社保”。丈夫没有社保，她已经缴纳了9年，想着缴够15年，等以后干不动了，每月起码有一份保障。(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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