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帝都： 空间视角下的都城变迁史

通过对朝堂政治、社会矛盾、宫闱内斗、君臣恩怨甚至忠奸善恶、气候变化进行观察与分析，写都城变迁、人事变幻，是历史学者们惯用的做法。著名历史学者孙晓飞先生在其新书《繁盛与衰败：3000年帝国都城变迁史》中，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对时间堆积起来的历史进行全新审视，考察都市变迁背后的空间规制，进而对朝代更替与文化兴衰提出不同的看法，所见所感，皆与他人不同。

在《繁盛与衰败：3000年帝国都城变迁史》一书中，孙晓飞经过研究认为，唐代的长安，空间由国家进行统一生产，整齐划一的厢坊制让所有人都静止在自己的阶层空间里，即便政治职位上的变化，也无法撼动居住空间的阶层束缚。门阀制度的基础之一，就是空间生产的垄断以及由此造成的空间特权。门第，不只是一个阶层符号，还是一个固态化的物理空间。而宋代的开封与临安，由于空间生产权力下放，激发了民间社会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空间生产力，也释放了巨大的都市空间红利，空间依据市场与市民需求而不断产生新的样貌与形态，这才是宋代文化、经济繁荣的坚实基础。

藉此视角，观察同以长安为都的汉唐，以及同以北京为都的金、元、明、清的异同，就更饶有兴味。

《繁盛与衰败：3000年帝国都城变迁史》一书用诗意的笔触，对一些都城的空间生产特点做了哲学化的抽象。比如写到建康（今南京）时，认为建康城在彼时名声远播，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美誉，而秦淮河畔的娱乐区，更是成为都城里的“极乐空间”。孙晓飞在书中指出，是城市里的“盈余能量”创造了城市的“极乐空间”。秦淮河畔的这些“极乐空间”，也是按照感官的愉悦和丰富性被建造的，蕴含着生命的能量流动，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深刻而永恒的联系。正因为彼时的建康“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发达，共同促生了‘极乐空间’的产生，也给了唐人诸多灵感，让他们写出许多关于建康的诗句，流传千古”。

孙晓飞指出，南宋书院的繁盛，有着诸多原因，但不可忽视的则是“道统不失”的思潮，影响着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就在于“天下”即传统的天下人共有文化的整合和延续。当君权神授遭到挑战，“文明代言人和守护者”的身份，是最恰当的。因此，南宋称呼上的从“中原”而至“淮夷”，“变化的只是地理位置，但中华文明守护者的身份，并没有变化。因此，理学家们所做的，只是以代言人和守护者自居，通过书院的方式，把儒家的传承谱系重新确立，并把儒家的核心价值，通过整理典籍、发明思想，予以传承。

难能可贵的是，孙晓飞先生把观察的目光从历史拉回到当下，用“时空压缩”理论来分析当下的空间生产，认为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存在着一个“盛会模式”。“一系列国际盛会，让有条件举办这些盛会的城市，优先获得了空间发展机会，并造成优质空间资源的稀缺性，主动或被动成为区域城市中心，形成对外围地区的支配模式。”

超大都市空间对社会进步的示范与拉动，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文明的引领，也是无可比拟的。据国际空间生产经验，孙晓飞认为，在空间战略方面，中国应该支持“北上广深”成为世界性的都市空间，可与纽约、东京、伦敦相比。因为文明的竞争，最终将内化为经济、就业、科技、文化、医疗、居民素质的竞争，而外化为城市空间的竞争。没有世界性的都市空间，中国将很难成为世界文明的引领者，也很难与其他文明竞争。因为新的文明生产模式，已经不可避免地主要从城市空间中产生。

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孙晓飞先生也对“时空压缩”造成的一些问题高度关注，并希望人们予以警醒。“空间统驭和决定城市，空间决定人生。空间焦虑、空间崇拜、空间争夺，突然成为全民性的东西。”因此，空间追逐，也成为了都市的资本游戏。城市越繁华，人们越愿意来到这里。“空间再次成为阶层标签，人们从对户口、职位、薪酬的角逐，变成对空间的角逐，空间占有超过职业选择，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身份。”

在《繁盛与衰败：3000年帝国都城变迁史》的后记里，孙晓飞为读者留下了这样的思考：时间不断地毁灭，累积，产生巨量时间的废弃物。而空间则相对永久地“活着”，并不断揭示时间在毁灭过程中所揭示出来的真理。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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