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调查：苏轼法治观的基础 苏轼民本思想杂谈②

□吴晓彬

察民、忧民、爱民，苏轼的赤子之心，他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

他常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词文赋，把批判现实与改进弊制作为自己调查研究的主题。

嘉祐四年（1059）十月，为程夫人守孝期满，三苏父子再度赴京。一路走来，对仕途满怀憧憬的苏轼并没有回避现实的苦难。《夜泊牛口》中，苏轼写居民“负薪出深谷”“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的凄苦。《黄牛庙》一诗，用黄牛和耕牛的强烈对比揭示了社会的不平等，“击鼓吹箫屠白羊”“青刍半束长苦饥”，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的真实刻画。还有《入峡》诗，百姓住在“板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的地方，每天干着“伐薪常冒险”的事情，却往往“得米不盈甔”，只能“叹息生何陋”。在苏家父子三人进京途中汇编的《南行集》中，苏轼关注民间疾苦、思考如何解民难的诗作为数不少。

如果说这些诗作还是入仕前对民生多艰的直观感受，那苏轼后期出任各地地方官深入调查的民间苦痛则是他的切身体验。

反对新法，苏轼被排挤出京；重登高位后，又反对全盘推翻新法，苏轼再次被排挤出京。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主政，最后还被一贬再贬到当时偏远的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经历，既有“庙堂之高”，又有“江湖之远”，写出的“调查报告”就更具深切的为民情怀。

杭州是苏轼一生两次为官的地方。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外放杭州。出京两年，他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了解，呼号民意的诗文中多了哲理的思考。看到狱中关满穷人，他写下“哀此系中囚”“均是为食谋”；看到民间疾苦，他写自己“惟有悯农心尚在”。熙宁五年所作《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可以说是反映现实、关心百姓疾苦的政治讽刺诗代表。“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大雨连绵成灾，蚕不能喂，麦不能收，两大农耕支柱遭重创，官僚集团却高高在上毫无作为。这样敢于直接针砭时弊、为民疾呼之作，在宋诗中并不多见。阔别十五年后，苏轼元祐四年（1089）再次回到杭州任职。清理完西湖后，苏轼对杭州水利系统进行了全面调查，在《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曾建言从钱塘江上游的石门口开凿运河入海，以保万民平安，可惜未得批复。如果当年这一工程获建，今天再多一绝世景观亦未可知。

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造成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对农业生产漠不关心，对百姓死活不管不顾。在湖州，苏轼作《吴中田妇叹》写出天灾人祸打击下，贫弱妇女的绝望、控诉。“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朝廷仍然“官今要钱不要米”，多少人被逼上绝路“不知却作河伯妇”。这样的忧民思想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寄子由馈岁》写了农事收获后，贫富差距的明显，“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哀民生多艰，对久旱不雨的焦虑，“我来秋日午，旱久石床温。安得云如盖，能令雨泻盆。”在《刘莘老》中，还有对百姓耕作的建议，“岁晚多霜露，归耕当及辰。”

从西到东，从北到南，苏轼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写，诗作中散发出为民发声的情怀。有的只能记录无力改变，有的行而成文上报朝廷，而更多的是他在行动上勤政力行、担当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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