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4个巨大的矿工头像,每个均有3米高、2米宽,老少不一,神情各异,那种黑炭般的脸庞下,透露着人生的困苦和艰辛,透露着矿工的淳朴憨厚和乐观顽强,更透露着画家目光向下的关切和悲悯。这是社会最底层建设者的画像,正是这些普通劳动者,从大地深处挖出了无尽的矿藏,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为民族腾飞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画这组矿工头像的,是我的好友苏华聪先生。
30年前,我们还都称他为聪仔,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刚从艺术学院毕业,正当意气风发、才情充盈的大好年华。转眼之间,我和他都已年过半百,很快就成为爷辈的人了。
我们这些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曾被认为是被耽误了的一代,理由很多,主要一条就是该念书的时候没法念书,大量的时间不是荒废在批判斗争上,就是消耗在读语录、背文件或者上山下乡、学工学农之中。多年之后,高唱过“八十年代新一辈”的这一代人,却无可回避、也责无旁贷地成了时代的顶梁柱,成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改革开放30年来,正是经过以这一代人为主体的劳动者的艰苦奋斗和努力拼搏,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逐步走向了繁荣富强。今天,这代人完全可以自豪地宣告:时代耽误了我们,可我们并没有耽误时代!
放眼今天的艺术界,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艺术家也已成为各种艺术体裁的创作主体,成为艺术院校里的教授、专家和学术带头者,成为地方各级艺术团体的掌门人。
苏华聪就是这众多的艺术家之一。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学生,4年美术本科油画专业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早期创作的系列民族风情油画,曾入选第三届全国新人新作展,带着明显的借鉴法国画家米勒的印痕。此后他创作的《夜别慈母》《秦氏好古》等连环画,也一再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得好评。在多年的艺术探索中,他又潜心于中国画和书法的研习,开创了一片独具个性的艺术天地。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和华聪共处一个小院的时光。那时的生活条件十分简单,但我沉迷文学,他醉心艺术,终日在书堆、画架和宣纸上埋头努力,双手沾满了星星点点的颜料墨痕,整天笑意满脸的他,大有“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的满足。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急剧发展,许多地方的老城区均被夷为平地,许多承载着深厚人文底蕴的景观不复存在。苏华聪老家的城中古村,有着丰富的历史传承,有“进士村”之称。眼看那些历尽沧桑、陪伴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遗迹,日渐毁于现代建设的浪潮之中,他深感痛心,为了保留住那些美好的记忆,他长时间行走在古村之中,写生作画,将一个个景观描画下来,推出了古村的系列国画,展现了一个画家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文意识,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20世纪中叶,工农兵一度是各个艺术体裁的主要表现对象,但承载着宏大叙事的过度的乐观,反而成了一种有失真实的虚饰。新时期以来,艺术品味的多样化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又导致了大量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漠视和疏离,许多作品流于程式化的重复摹写,少了直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作为文学艺术家,无论是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还是鲁迅的“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都应该是他们创作的座右铭。真正成功的文艺作品,也总是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真切反映,苏华聪近年的创作实践和他最近完成的矿工组画,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原载2012年7月2日《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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