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失去了耐心与从容

□王聃 湖南媒体人

“中国人成了最没耐性的地球人”。1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焦虑是一种时代病。全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焦虑，而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群体性焦虑更为突出。一个世纪前，世界还定义中国人是“漠视时间的人”，现在却发现中国人甚至成了“最急躁最没有耐性的地球人”。“手机在响，电话在催；最爱‘快进\’，狂点‘刷新\’；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一夜暴富”。

这篇文章的描述，并不夸张。回看那些公共的叙事，其中焦虑与失去耐性的现象轻易就可拈来。网络之上，我们没有耐心，甚至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急匆匆地参与到某场争辩之中；马路之上，我们格外地焦虑，喇叭按个不停。年轻人焦虑于财富的艰难，奢望一夜暴富；中年人被重重压力包围，格外烦躁与没有耐性；至于那些高龄者，他们焦虑于养老和医疗。

客观地说来，焦虑并不就等同于负面情绪。经济在飞速发展，改革在雷霆推行，部分公民因思想与行为滞后，由此产生某种失落感，其实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报道就提及，美国的研究机构数据表明，1980年，有2%—4%的人患过焦虑障碍；1994年，这一比例达15%；到2005年，上升为28.8%。而此期间，正是美国社会的高速发展期。在我看来，真正值得省思的，其实是那些“不必要的焦虑”。譬如弥漫在年轻人中的浮躁症；譬如公共事件中公民不自觉产生的无力感。

为什么一些年轻人会渴望一夜暴富，失去踏实勤奋的基本的认知？为什么一些年轻的网民，总希望做虚拟世界里的键盘侠？他们宁愿愤怒与谴责，却不愿意沉下来心来真正想通一些事情？这中间当然有着某种情绪与行为习惯的传染，但更大的缘由，显然在弥漫于社会之中的“投机”心理。因为崇拜“投机”，所以就不会去崇拜那种平平凡凡的成功；因为崇拜“投机”，就会失去对他人真切的关怀。当情感空心化，焦虑就不可避免。

而那些公共事件中随处可见的焦虑，更值得条分缕析。为什么改革在进行，抱怨和焦虑依旧会存在？只能说，改革尚待进入“深水区”。倘若空气中那团灰蒙蒙的霾不会随时袭来，那么就不会有民众对空气质量的忧心。倘若司法公平能够体现在每一个案例中，那么就不会有冤假错案……毫无疑问，和公共事件中的焦虑相对应的，实则是对改革加速的呼吁，是对美好生活的深沉期待。

当然，过多的社会焦虑是一种不正常现象。一个焦虑的人，难以收获更美好的生活；一个焦虑的民族，注定难以优雅与从容。直面社会空间里那种越来越普遍的浮躁情绪，最重要的还是加大改革力度，给迷茫中的人们以安心、给焦虑中的人们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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