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５年前，他们见证胜利

秦怡8月15日，一批游人在纪念馆悼念广场参观。总有一些时刻，让人们永远铭记。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８９岁；新四军老战士王志昂，８４岁；上海老太太应文选，８８岁。他们苍颜白发，垂垂老矣，但一说起６５年前的８月１５日，他们依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 —那时，他们青春年少，他们见证了祖国的伟大胜利。

秦怡 终于可以好好拍电影了

耄耋之年的秦怡依然端庄美丽 、精神矍铄，在她的叙述中，８年抗战如一部硝烟弥漫 、悲壮激越的黑白老电影。

早在１９３２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秦怡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抗日卫国的种子。她多次瞒着家里参加请愿 、游行要求抗日，还为东北抗日将士缝制棉手套 、棉帽子。“一·二八”事变后，秦怡到四行仓库支援，枪林弹雨中抬担架，为伤员包扎伤口，无所畏惧。

当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秦怡回忆说：在枪林弹雨中，我一会儿跑到一个地方趴下。趴下来脸贴在地上，后来看见他们抬担架，我们不知道应该找谁联系，我们四五个人进去，就说也能抬担架，奔上去抢了一个担架就抬。战士们还对我说，你这个人小，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来抬担架？我也不理他，就说我们抬得动，就走了。”为了抗日，１９３８年８月的一个黎明，秦怡开始了她的第一次不别之行，离家出走。但因为同伴的疏忽，在码头登船前被人截住。在巡捕房一个有爱国心的巡捕的帮助下，秦怡继续踏上了抗日之路，由于陆路全部中断，秦怡坐船从水路抵达香港，辗转到广州，沿粤汉路抵达武汉。随后又赶往襄樊，在襄樊一线战场，她与其他两位同行的女兵一起，为战士们唱抗日歌曲。当时她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唱就像自己拿了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一样。”武汉沦陷后，秦怡和战友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趁着夜色用舢板爬上长江渡轮，来到重庆。在重庆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秦怡开始了７０年的从影生涯，在银幕上继续她朝思暮想的抗战事业。

由于敌人疯狂轰炸，重庆无处没有炮弹 、子弹和炸弹，生活的艰苦难以形容”。但秦怡和早期的革命电影人们，却时刻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坚持排练演出抗日话剧。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秦怡按捺不住，从成都回到重庆，加入到欢庆胜利的队伍中去。

她回忆当年一幕，依然动情：当时两个著名的男演员金山跟赵丹两个人就抱起来乱跳，一块跌进了商店，兴奋得不晓得用什么方式才能表达自己的高兴。八年抗战，八年的时间有多长，早早晚晚的日思夜想，希望抗战胜利，我们可以做我们的事业了，抗战胜利了，我们可以演话剧了，好好去演了，抗战胜利了，我们可以去拍电影了，我们之前根本没法好好拍电影……”

应文选 放炮仗、跳秧歌、敲铜鼓

听说新华社记者要来采访６５年前亲历抗战胜利的回忆，８８岁的上海老太太应文选特地穿上了一身雅致牡丹印花旗袍。

看着这位开朗豁达的老人，让人很难想像，应老太的青少年岁月，都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上海沦陷区的硝烟和战火中度过的。

“我亲眼看到，日本人炸弹‘啪啦\’啪啦’扔下来，我们当时住在南市，从窗户里看得清清楚楚，炸弹像雨一样……”老人回忆说。

为躲避空袭和战火，大批上海市民被迫离开家园， 逃亡租界。当时只有１３岁的应文选也跟家人随着汹涌的人流逃难，途中，她亲眼目睹了日军轰炸大世界中国难民的惨剧。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上海沦陷。上海市民的生活顿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工厂商铺几乎全部停业，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无法满足。

“那时上海市民多么苦啊，看到日本人都不敢说话。我们老百姓相当恨啊，经济没来源。想找工作，我到外面做衬衫领子，妈妈做 清洁工，妹妹去捡垃圾。总归要活下去。但是，我们家三个人都做工，却连一个弟弟都养不活。”为生计所迫，应文选无奈只能到日本人的铜币厂工作。高强度的劳动 、压抑的生活气氛，让工厂里七八百名青年男女们感到窒息。

既然不能上战场杀敌，工人们想出各种办法互相鼓励，为国人鼓气。他们常常在一

起，偷偷地唱《松花江上》。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上海人民欢呼雀跃。

“当时街头的大喇叭 、 家里的收音机都放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抗战八年，终于胜利了！”应文选回忆说，我们开心得不得了，心也要跳出来了，上海老百姓都跑出来了。看到中国军队，赶快去烧水，烧粥，给中国军队吃。我们的军队不吃，也不到家来，喝点水谢谢我们就走了，这一天不得了，放炮仗的，跳秧歌 、敲铜鼓的好不热闹，老百姓都在一起开心死了。”６５年过去了，回忆这一天，应文选仍然泪光闪闪。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网）

王志昂１９４４年，１８岁的王志昂离开位于上海南汇的家，趁着夜色，悄悄地摸上一艘渡船，向浙江方向驶去，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在这之前，王志昂刚刚从初中毕业，做过学徒，当过工匠，家庭破产 、父母离散，让年幼的王志昂心中萌发了抗日卫国的强烈愿望。

“我痛恨日本鬼子啊。

他们杀掉中国人以后，人头挂在城墙上逼大家去看。那时我是学生也被逼着去看。

我是咬了牙看，当时暗暗发誓：我非要打倒日本鬼子，非要参加部队。我从十六岁当学徒的时候，就出去找游击队。找了一圈没找到。没办法只好回来。”老人回忆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淞沪支队的地下党联络员 找到了王志昂，动员他参加革命抗日。王志昂与五个同伴进入浙东山区后，在卫生学校学习，成为一名战地卫生员，跟随新四军部队一路征战，从浙江经江苏一路北上到山东。这时候，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王志昂所在部队在山东大汶口包围了一支日军残部。

“包围了大汶口以后，我们让他们派出代表来投降，必须交出武器。后来他们就派出代表，来和我们谈判，我们勒令他们交出武器以后才放行，后来日军把所有武器放在公路两旁，我们部队在公路两旁，看着他们灰溜溜地走了。”王志昂回忆说。

６５年后，回忆当年亲眼目睹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丢盔弃甲地溃退，王志昂还激动得难以自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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