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李鸿文
官员财产公开的话题在全国各地两会上持续加温,不仅激发包括广州、深圳、韶关等地市长在内的官员表态支持,而且也引发广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鹏智和浙江慈溪纪委常委杨智峰等人的“不同声音”。一些专家学者则从策略、技术层面,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设置诸多限定条件,其中包括“大赦”与“豁免”论。
据财经杂志报道,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教授近日在“2012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会上,慷慨激昂地说,“8年打败了小日本,25年解决不了一个官员财产问题,笑话!”而他提出的“解决”路径就是大赦和豁免,不咎既往,一切归零。他补充道,对老百姓来说,大赦和豁免显然不公,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承认这种不公,设法缓解这种不公。他认为这也许是最小的不公,但如果不解开这个死结,发展下去,更大的不公还在后面。
几乎每一次出现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都会出现类似“大赦”论的提法。此次也不例外,除张曙光教授外,还有反腐专家李永忠以及经济学家张维迎等。专家学者置身事外又参与其中,不存在利益代言的问题。他们的发言表明对反腐的艰巨性有更深的洞察。
不过,最早提出“大赦”论的却是历史学家吴思,他建议在某个特区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一旦验收达标,该地区就实行特赦,官员的政治经济罪过,无论已发觉未发觉,皆在赦免之列。此说一出,遭到舆论反弹。为答复批评,吴思在《凤凰》周刊撰文,就正义与民意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释疑,还引用了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和安德鲁·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两本书中有关宽恕的表述。
是的,图图说过“我们不得不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和解等需求方面进行平衡”,但他也一再强调,和解与宽恕的前提是“清洗”(宗教意义上的洗白),而“清洗”的前提是认罪,并非无条件的宽恕。
无论是图图还是瑞格比,之所以提出和解路径,都是因民族与国家面临二元分裂与对抗的情形,一半人对另一半人进行过迫害、压榨,另一半人通过反抗取得胜利后,为求生存与发展作出相应的政治姿态。此处的和解与宽恕,是“无解之解”。只要有解决的办法,就不会以牺牲正义为代价。
而解决贪腐问题,远没有达到“无解”的地步。反腐形势尽管严峻,但目前而言既有党纪又有国法,还有包括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在内的制度完善,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大赦”,则是承认无解,承认无能为力,同时又夸大了官民对立、分裂的严重程度,还无视存在更多清廉官员的事实。这样的“大赦”,既不合乎民意期待,又对那些出污泥而不染的官员不公平。它不是宽恕与仁慈,而是对法律、正义的残忍。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势在必行。任何妥协、折中的方案,任何限制性的前提条件,客观上均不利于反腐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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