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忘却”的，我们来替她们牢记

记者手记

4月11日，日本律师大森典子接到中国乡村教师张双兵的电话，得知李秀梅离世的消息，“感到呼吸停滞，心脏像裂开了一个大洞。”

我与李大娘素昧平生，体会不到如此强烈的情感。但我却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目送她入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一个老人的生死，为什么能牵动着日本律师和中国记者的情感？只因为她早年的那段特殊苦难。“慰安妇”三个字，已经将她底层微弱的个体命运同历史真伪这样宏大的命题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民间和学界有许多像黄大强、班忠义、苏智良这样的人在默默工作，仅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就曾先后聘请过60位观察员，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年轻力壮做到两鬓斑白，却仍然未能完成全部的调查工作。

所以我们清楚，在我们今天记录的这些老人背后，还有“更多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更多不为人所知的老人”，以及“更多已经闭上双眼的老人”。

苏智良说，对这些老人来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对我们，又何尝不是？研究中心准备为仅存于世的十几位老人留下手模和脚印。李秀梅走后，苏智良决定今年就要做，加快做。“我们得赶快”，他说。

苏智良说，对每一位老人，采访完之后就不再去问，“因为她们说跟我说一次回忆的往事就像死过去一次”。

很自然地，在过往的关于慰安妇的记录中，苦难是共同的窠臼：默默流泪的，号啕大哭的，不能自已的。

但我喜欢看她们笑。但凡人活到足够大的年纪，就走到了人生边上，是尽头，也是原点。所以，耄耋老人总有婴孩般的笑容。我记得陈林村看着曾孙辈在眼前打闹的慈祥的笑，我记得邓玉民用两颗牙啃完整块鸭腿后的满足的笑，我记得李美金听黄大强嘱咐自己“好好活”时的向往的笑。

这些笑，珍贵极了。谢谢她们还活着。

在漫长的岁月流逝的过程中，当初那种尖锐的疼痛，被生活中更广袤丰饶的苦难与情感碾压得稀薄。所以她们确实大部分都忘记了，因为年纪，头脑，身体的缘故，或者故意装作忘记了，因为心理的缘故。有好几次，她们听完问题，都是长久的沉默。然后回答，听不见，或者，记不得。没关系，她们忘却的，我们来替她们牢记。

唯愿她们忘却，因为那确实是刻骨而绵延的痛苦，多记一分一秒都是煎熬；唯愿我们记得，因为历史必须牢记，少记一分一秒都是背叛。（潘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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