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三位记者眼中的邓家人

2014年8月8日，邓林和华西都市报记者谭曦在邓家院子里合影。

邓林大姐说：“现在是光线最好的时候，最适合拍摄，等一会就变顶光，光线就不好了。”

“小伙子，

你用的是什么相机？”

按照原计划，我与同事马宇顺利在北京与先期赴京的首席记者王国平会合。为了采访更有效率，我们住进了距离“邓家院子”最近的酒店。

夜已深，估摸11点的样子，手机突然响起，传来同事急促的声音：“邓大姐感冒了，一直低烧。明天的采访取消，具体什么时候能专访还待定。”

“好消息，明早7点，邓林大姐在‘院子\’里接受我们采访！”7日晚上这个电话，让我当夜兴奋得睡不着，夜里总是莫名醒来看看时间，生怕错过了这个等了4天的采访机会。

8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带着摄影摄像器材，提前来到这座位于北京景山后街的邓家院子。抬桌子摆椅子，我们把专访地点安排在邓林当年给父亲和孩子们拍《排排坐》的地方。一切妥当，我们又抓紧时间去探访小平生前的办公室。

6点50分，门厅外传来一阵乡音，让人好是亲切，邓林大姐到了！眼前的邓林大姐，身着淡黄色T恤，穿着“洞洞鞋”，一手拿着保温水壶，一手握着扇子正笑眯眯地在门厅外四处张望。个子不高的她一头短发很是利落，气色看起来也不错。

大姐一落座，很利索地把我们先前送给她的采访提纲放在桌上，抬头问我：“小伙子，你用的是什么相机？”

“尼康D4。”我顺口答道。“我也喜欢尼康。我的第一台尼康相机是上世纪70年代末，爸爸访问日本时给我买的。后来我身体不好了，相机又太沉，扛不动了。”说起摄影，邓林大姐来了精神，寥寥几句就顿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文字记者王国平和邓林大姐的对话很顺利，北京早上8点的阳光已有些刺眼，它越过院墙斜晒进院子，打在邓林大姐的脸上、身上。邓大姐撑开扇子轻轻摇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担心大姐的身体，建议先休息一会儿。邓林大姐谢绝了，说：“现在是光线最好的时候，最适合拍摄，等一会就变顶光，光线就不好了。”13年来为父亲的拍照经验，让她对光影、镜头的运用娴熟于心。听到这我不由得心头一热！

我们采访的地方是当年邓林拍摄《排排坐》这张珍贵照片的地方。说起这张照片，大姐翻开了画册，照片中邓小平和四个孩子坐在家中院子里的台阶上，天伦之乐溢于言表。“当时他正在散步，我一想这么伟大的人物我要让他坐在地上，再跟小孩在一块，这是一种反差。但这确实是有创意、有想法照的。”邓林说，但是从摄影构图的角度来说这张照片还有很大的缺陷，就是没把大家的脚照全。

邓林很喜欢1993年在上海拍摄的《永不停步》这张照片，“这张是我给爸爸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再后来就没拍了”。照片上小平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但拄着拐杖眼望前方的专注，既表现出小平持久的生命活力，也彰显着中国改革大潮是永不停步，不可逆转的。

一张张照片打开了邓大姐的话匣子，原定只有1小时的专访已超过半小时了。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后，邓林领着我们沿着当年小平散步的小道说，每到樱桃结果时，老爷子就抱着孙子来数樱桃。

“四川是我们的根，走到哪儿都是，看到家乡人亲切哦！”采访结束时，邓林大姐开心地用四川话邀约我们拍照留念。

“小伙子，照片到时候给我一张哦！”大姐上车时笑着对我说。 华西都市报记者 谭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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