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抗战时期的缓役证

□周荣华

近日，笔者在临桂县五通镇永业新城覃松云家，见到一张抗战时期的缓役证。覃松云早年退休在家，现在是《义宁村名考源》一书的采编，对当地的民俗文化颇有研究。他在下乡采访时，收藏了这张缓役证（见图）。这张缓役证纸张蜡黄，部分文字已模糊不清，用放大镜勉强能辨别其字迹。覃老说，这张缓役证到现在已经有76个年头，它对于研究广西的抗日战争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张缓役证宽约为20厘米，高约为40厘米。从缓役证的右方看，边缘还依稀看见半边字迹，说明该证为一式两份，这一份是缓役人收执，另一份作为存档。

缓役证上方从右到左书写“缓役证”3个字。从右边起，第一部分是发证机关，第一行为“第五路军总司令部”，第二行为“广西省政府”，两行并列的下方有一个“发”字，说明是军队和地方共同核发。第二部分是“缓役人姓名”，填写人名“唐瑞琨”。这部分一共有7行，第一行是县籍，填写“义宁”二字；第二行是住址，填写“附郭乡”（旧时义宁县附近的村庄为附郭乡）；第三行是出生年月日，填写“民（国）、一一（年）、三（月）、三（日）”；第四行是家长姓名，填写“父（亲）元吉”；第五行为缓役原因，填写“合于兵役广西施行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事由”；第六行是缓役期限，填写“壹年”；第七行是缓役起止年月日，填写“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一日起至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三部分的“给”字下方是一个长方形方框，贴“最近二寸半身相片”（相片已没保存），接下来是缓役人，填写“唐瑞琨”。第四部分签发人署名，第一行为“总司令李宗仁”，第二行为“副总司令白崇禧”，第三行为“主席黄旭初”。第五部分是签发日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一日”。缓役证的中间盖有两枚方章，右边方章为“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左边的方章为“广西省政府印”。

抗日战争时期前方需要很多的人力和物力，但为什么唐瑞琨却得到一张缓役证，而暂时不让其上前线？为此笔者查阅了有关文献材料。

据文献记载，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以后，企图沿津浦线对进，南北夹击，会攻徐州，以便沟通南北战场，进而击破陇海路防线，夺取郑州，武汉等地。1938年3月至4月，中国以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者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大地域上，展开了一场大会战。中国军队在山东省台儿庄与意图由山东分两路进攻徐州的日军师团精锐进行的战役，日军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主攻临沂，第10师团矶谷廉介主攻滕县、临城、台儿庄。这场战役是抗日战争中徐州会战的一部分，因为是对日抗战爆发后国军首次取得的胜利，又称为台儿庄大捷。此次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长城战役、平型关大捷等战役后，中国人民取得的又一次巨大胜利，是抗日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徐州会战中国民革命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光辉结晶。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了抗日军队的士气，用胜利的事实证明了“亡国论”是没有根据的。而李宗仁更是以偏师弱旅战胜骄狂不可一世之强敌，更说明了只要众志成城，精诚团结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消息传开后，武汉有10万群众上街庆祝，他们以大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白崇禧于1938年3月上旬，与蒋介石到除州视察，然后留下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会战）的巨幅画像为先导，全城巡游庆祝、载歌载舞。广西省各族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整个桂林城一片欢呼。

《学术论坛》2006年第九期刊登刘文俊《民国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的军事动员》的文章，文中记载：“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广西群情激奋，桂系首领力主发动全国抗战，并迅速成立了广西动员委员会，由李宗仁主持广西的动员工作。广西当局以李宗仁、白崇禧的名义发布了《告同志及民众书》，指出‘民族之存亡，决定于这次自卫的战争\’，号召人们‘加紧青年训练，充实民团训练，履行兵役义务\’。广西人民响应爱国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号召，立即动员起来，而军事力量的动员尤为迅速。”

刘文俊在文中引用了1939年8月黄同仇在评论广西的军事动员时的一段话：“几个月的短短时间征调了几十万的壮丁出去，居然鸡犬不惊，秋毫不犯，这也算难得的现象。”不久，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部第九补给区少将司令许高阳也撰文说：“抗战以来，广西兵员征调，将达六十万人。比其他省份，出兵多；然于社会情形，无甚影响。民众方面，固乐应征；政府方面，亦轻而易举。”

广西人民对抗战热情为何如此高涨？刘文俊在文章中说：“1938年，广西当局制定了《优待出征军人家属暂行办法》。此外，广西当局还制定颁布多种单行规章和办法，包括《广西省各乡镇出征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章程》、《广西省各县调查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办法》、《广西省村（街）军田公耕办法》及《广西各县（市）村（街）义务帮助出征军人家属工作队组织规则》。上述规章办法对优待委员会的组织、优待范围和事项、实施办法等作了规定。其中重要的优待措施是帮工制度和街仓的建立。有了帮工制，民众被征之后，他的田地就有同村的人帮忙耕种，有了村街仓便有了优待出征人家属的谷子。使被征者得以安心在外服务，使被征者家属得以生活不至于冻馁而死。这实在是动员民众一个极重要的基本准备。”

从上述材料我们不难看出，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指挥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后，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加上当时广西出台了一系列出征军人家属的优待政策，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应征的积极性，使得“民众方面，固乐应征；政府方面，亦轻而易举”。

基于抗战是一场持久战，加上当时广西应征的青年较多，一时用不了这么多的人上前线，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便想出了留出“隔夜粮”的办法，即使前方的力量耗完了仍有后备力量予以补充，所以就给暂时未上前线的青年颁发“缓役证”。

为了研究此事，覃松云亲自到邓家村采访了村上的老人。从中得知，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秋的时候，唐瑞琨接到命令，准时到部队服役。先是到义宁县政府报到，与一起缓役在家一年之久的20多位青年步行到桂林，然后坐上火车奔赴前线。

一年之后，唐瑞琨因为受伤转到后方医院治疗，伤愈之后就返回家乡。解放后，唐瑞琨经常讲起抗战的事情，向村民讲述抗日战斗的激烈场景和一些动人故事，教育后代千万别忘爱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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