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显示,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盲率高达80%,而识字者中,仅认识不到百余字的人也占了绝大多数。针对这种情况,1944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提出“统统把文盲消灭掉,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的目标。从此,用白话文编写的边区《识字课本》应运而生,它们在军民间广泛传阅,读书识字的风气渐渐形成。
近来,一位藏友与我分享了他收藏的一本太岳区识字课本。这本识字课本编印于1945年,编者为李安亭,由韬奋书店出版。全书32开大小,共有39页,木版印刻,采用的是当地手工制造的木质纤维纸。虽然纸张粗糙,表面不光滑,却很柔韧。70多年的岁月侵蚀,让这本识字课本纸质泛黄变色,边角也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但现在翻阅起来,内容依然清晰可辨。
翻开识字课本的第一页,即是告诉人们一要知道“姓名”,二要“认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两首简单的歌谣:“人有姓,也有名,我有我的姓,也有我的名”,“念书认字,先认姓名,认会自己,再认别人”。大白话式的语言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当时的一般群众。
从课文的表达方式看,这本《识字课本》中除了以问题或自问自答格式写作的白话文外,还包括俚语、对联、曲调、秧歌词、标语、故事等形式的文章,其风格相对口语化,都是人们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句子;从课文的内容来看,书中首先讲农村周围的人和事,其次是生活、生产中的事物,然后是一些自然常识,最后是响应政府号召的口号,这些内容基本上围绕着农村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展开,十分切合实际。
书中除了告诉人们简单的汉字和基本常识外,还印刻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的图像。书中第42页为“好军队”,配有歌谣“八路军、新四军,爱护民众打日本,百战百胜有威名;八路军、新四军,打仗生产都能行”。封底印刻着一幅生动的劳军图,男女老少带着食品和鞋袜等物品慰问八路军战士,老乡们情真意切,战士们婉言谢绝,与之相呼应的则是那首传唱广泛的拥军花鼓:“正月里来是新春,抬上猪羊出了门,猪羊抬到哪里去,送给英雄的八路军,八路军是咱自家人,他们和咱一条心,坚持抗战有功劳,赫赫大名天下闻”。同时,这本书还注明了征求意见:“一、本乡拥军工作有什么缺点;二、今后应该怎样改进”,由此可见,开展拥军宣传工作也是这本识字课本的重要内容。
现在看来,这种边区《识字课本》与严格意义上的语文课本有很大不同,但在那个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年代,它的诞生极具现实意义,其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周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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