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停摆风波；为何日本鲜见民粹抬头

美国政府停摆风波

当地时间1月19日，美国政府因为两党分歧，导致短期预算案未能通过，再度停摆。不过三天之后，参议院两党就预算案达成临时协议，经由总统特朗普签署，宣告此次停摆结束。虽然自1977年以来，美国政府经历过相当多次停摆状态，距离上次停摆也仅仅过去四年，而且停摆时间“只有”三天，但赶在特朗普上任一周年之际，此番停摆也引发了不小风波。

新共和的Alex Shephard分析了这次停摆状态得以解决的原因。在他看来，停摆的结束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达成某种交易。对于民主党来说，此前移民法案“追梦人计划”（DACA）被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打压，在这回停摆僵局中，向共和党人施压，要求继续支持DACA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筹码。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也多次在媒体面前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Mitch McConnell）喊话，要求对方信守承诺，支持追梦人计划，同时延续儿童健康保险（CHIP），“别耍小心思，出尔反尔”，甚至声称，如果麦康纳尔违背承诺，那不仅会激怒民主党人，甚至会让自己党派的参议员也感到失望。

民主党人希望这次终结停摆的临时协议能够达成双赢。不过另一方面，民主党也向共和党人做出让步，麦康纳尔给出的条件是“以票换票”，想要我给DACA投赞成票，那么民主党人就得给共和党的税改法案也投赞成票。而在白宫方面已经强硬表态不会支持DACA的情况下，民主党人此举无疑是给最近焦头烂额的特朗普提出了新难题。

《华盛顿邮报》就把目光对准了这位麻烦总统，认为这场“72小时危机”里，总统的角色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认为这是这场停摆的一个“策略”转型。《华盛顿邮报》从一张新闻图片着手，指出特朗普向“哑巴总统”的转变。在这张照片里，特朗普“坐在成堆的文件之后，头戴写着“让美国更伟大”的帽子，正在打电话”，他在这场停摆风波中是一个可以被公众“看见”的总统，但却不能被“听见”。而在停摆结束之后，公众听到总统“发声”，也是经由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向媒体传达的简短发言。

根据白宫方面透露出的消息，特朗普极其不愿意看到停摆出现，因为他清楚地记得，2013年那回停摆，奥巴马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指责，所以他不想因为停摆而变成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另外，特朗普坐不住的一个理由是舒默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要求共和党人支持相应的移民法案，但随后就被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制止住了。在这场停摆风波中，强势介入的凯利，不仅让特朗普作壁上观，还让一些人开始担心“隐形总统”的出现。

停摆之后，舒默曾经说，和这一届总统班子谈判简直比登天还难，因为两党的交易条件，尤其是民主党提出的延长移民法案的条件，根本无法让特朗普点头。白宫方面参与谈判并达成协议的难度之大，不仅让民主党人头疼，就连麦康纳尔和保罗·瑞恩等共和党人也觉得相当棘手。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立场让他不愿意看到共和党人在移民问题上向民主党做出让步，但反过来，他又巴不得停摆早点结束。由于缺乏和两党讨论的基础，特朗普方面的意见都经由白宫幕僚长凯利，以及特朗普的高级政策顾问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传达。外界对米勒风评不佳，《时代》杂志认为他是特朗普反移民立场的“意识形态设计师”，《华盛顿邮报》则认为米勒是在利用特朗普演傀儡戏，因为这位总统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种种文件、政策的细节，这就给了这位“高级顾问”耍手段的空间。

但《新共和》转而提醒，米勒再怎么有野心，也只是一个顾问，真正危险的人，至少在移民问题上，是幕僚长凯利。《华尔街日报》就曾指出，随着班农的失势，在这场停摆风波中，凯利开始不再像过去一样安居幕后，而是有意抛头露脸，填补班农离去后的角色空白。本来，在凯利接过特朗普政府幕僚长一职之后，外界期望他能够给这一届政府带来些许的稳定，至少能按部就班地开展共走。然而，停摆风波却多少击碎了这一希望，因为凯利在移民问题上异常保守的立场，让人担心他才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立场的主导者，而在停摆闹剧中，白宫、国会两党三方在移民问题上争持不下，也让外界不免担心，强势的凯利并不能带来他们事先期望的那种“稳定”，反倒只能是在混乱中火上浇油。

更让人担心的是，凯利的势力到底有多大？之前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曾夸赞凯利是个“强硬但理智的人”，分析认为，格雷厄姆这是在讨好凯利，也从侧面说明，凯利的权势或许比不少人想的要大得多。

伊恩·布鲁马谈日本为何鲜见民粹抬头

欧洲、亚洲、美国，玛琳·勒庞、莫迪、杜特尔特、特朗普，在世界各地民粹主义纷纷抬头，利用民粹思潮大展拳脚的政客纷纷出现之际，为什么日本能够免于民粹思潮的侵袭？《纽约书评》主编伊恩·布鲁马（Ian Bruma）就此问题，在日本时报上撰文进行分析。

布鲁马并不否认当今日本政坛上也存在着右翼思潮和政治人物。在他看来，前大阪府知事桥本彻就是一个典型的利用右翼民粹思潮上位的政客，他先是在电视上大量出镜打响知名度，担任大阪府知事期间又多次在慰安妇问题上激怒亚洲各国，同时极为厌恶自由派的媒体。不过桥本彻的仕途也难以再进一步，如今他只能在安保条例问题上给安倍晋三首相提供建议。布鲁马认为，安倍本人就是日本当前政治体制的一个缩影，作为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前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的儿子及秘书，安倍晋三还是坚守着日本政客的精英立场。这让他几乎不可能彻底倒向右翼民粹思潮。只不过在当前，安倍晋三需要表现得“像一个右翼民粹分子”，因为他需要应对、打压左翼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和媒体。

安倍晋三企图恢复日本战前“荣光”，修正战后日本政坛与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切割的知识精英传统，他努力推动《和平宪法》的修改，打压中间偏左立场的《朝日新闻》，这使得特朗普的前任幕僚长班农把他“称赞”为“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尤其在与特朗普会面时，安倍晋三还曾对美国总统表示，自己好好修理了一番《朝日新闻》，希望对方也能够在整顿《纽约时报》一事上称心如意。在布鲁马看来，这简直是丢人至极的言论。

在一些人看来，当前日本政府奉行的就是包裹在精英外衣之下的民粹主义，但布鲁马不这么认为，因为如果民粹思潮真的已经在日本政界扎根了，那“日本勒庞”、“日本莫迪”大概早就出现了。布鲁马认为当前日本的社会文化氛围，决定了这个国家不会走向民粹道路。

他拿今天的日本社会和战前昭和时期的日本，以及当下的欧美与印度进行对比。在二战前，昭和时期的日本曾经爆发过“二二六”军事政变，一些出身贫苦的下层军人，因为社会不公和自身遭遇，把矛头对准了那些经历维新之后形成的利益集团，包括财阀、政客等等。政变虽然被镇压，但是当时大多数百姓是站在政变军人一方的，可见彼时日本社会不公问题和阶层矛盾有多么尖锐。

但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再像昭和前期，也不像美国或者印度那样充斥着各种社会不公问题，严苛的税制让富裕阶层不能够安心靠着祖荫混日子，同时受到社会风气影响，日本的中产和富裕阶层也不会沉迷于炫富。在一个极为强调个人价值的国家里，一旦个人价值被周遭掩盖，或者自我认同得不到实现，很容易引发极端事件的出现，例如选择刺杀名人政客来让自己登上新闻头条，获取曝光度。这也是一些政客利用民粹主义粉墨登场的契机，他们利用的正是普通人那种“被精英欺骗了”的心态。

与此相反，日本国内并没有这样一种对个人价值的吹捧，尽管他们也有一定影响的“精英文化”，但却不会引发太多的“精英-平民”对立，这得益于在精英文化之外日本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日本人在职场中保持着稳定（虽然多少显得僵固）的等级文化，也维持着谦逊、多虑的工作和服务态度，这种文化根深蒂固，让普通的日本人很难从这种稳定的社会氛围中脱离出来，寻求某种针对精英人士和集体文化的叛逆，也让民粹份子难以寻觅到可趁之机。

除此之外，日本的国民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依然维持着自我保护，以及较低程度的全球化，这种国民经济的封闭性也抑制了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日本人得以在保证工作运转效率的同时，维持着他们的集体主义共同体状态，这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也避免了那些“失意人士”会把选票投给特朗普式的政客。布鲁马认为，日本的经验或许可以为当前深受民粹思潮之苦的其他国家提供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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