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酒下去,两眼湿润,这是2000年母亲去世后,他们兄弟姐妹全家16口人的第一次团聚。
“哥哥,咱们陈家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能出你这么一位敢为老百姓负责的正直的清官,我们都感到脸上有光啊。哥哥,你当官当多大,我们不在乎,只要百姓能够承认你,认可你,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骄傲!”弟弟培煌敬了陈培德一杯酒后接着说,“我从小学就踢球,全国比赛都参加过。那个时代,我们踢球很单纯,不为别的,就为了快乐,为了兴趣。现在足球怎么变得这么复杂,这么沉重,这么黑暗!我们知青足球爱好者成立了一支足球队,球友们都称赞哥哥不简单,不怕丢乌纱帽,敢讲真话,讲出老百姓的心里话。哥哥,我为你感到骄傲!”
这位当年跟在陈培德屁股后边一起捡烟蒂和甘蔗渣的小弟已年过半百,满头白发,没有变的只有那份亲情。几天前,陈培德去弟弟家,弟弟和弟媳掏出一大堆报纸:“哥哥,虽然我们不在你身边,可是有关你的报道我们都保留着。”
姐姐在见到陈培德的那一刻,一把拉住他的手,“让姐姐好好看看,培德,你瘦了。”姐姐心疼了,培德流泪了。
当年,陈培德考取北大,家里没钱供他读书,正巧姐姐所在的罐头厂下马,拿到一笔退职金。陈培德是揣着姐姐的退职金去北京读书的。他读大学那几年,全家人吃糖咽菜,勒紧腰带,要没有他们,他哪里能完成学业?
父亲是渔民,后来当海员。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父亲崇尚读书,不论家里多么穷,也要想方设法供孩子读书。两个姐姐是父亲的一块心病,大姐在学龄时家里实在没钱供她读书,让她成了文盲;二姐读到初中时,家里供不下去了,只好让她嫁人了。弟弟读到高中毕业,妹妹师范学校毕业。兄弟姐妹六人,只有陈培德一个读了大学。他在北大读书时,父亲经常抱着包裹去邮局,借笔填写包袱单,给他寄吃的用的。母亲不识字,她教育子女做人要诚实,要讲良心。陈培德他们小时,家境贫寒,欠了许多债。当子女长大成人,母亲把孩子寄给她的生活费一点点省下来,拿来还几十年的旧债。许多人已经忘了,她却记得一清二楚。
他要不做个好官,怎么对得起父母,怎么对得起兄弟姐妹?
“哥哥,说说你打假打黑的事吧,在大家眼里,你可是英雄啊!”妹妹说道。
他看看妹妹,“英雄说不上,其实这很一般,说到底,也就是两个字——责任。妈妈活着时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是,当今社会,真正为人民负责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
是啊,当今有多少官员吃人民的,喝人民的,用人民的,挥霍人民的,他们为自己负责,为上司负责,从来就不为人民负责,人民有何必要养活这些败类?
“弟弟,你做得对,我们支持你!”姐姐说着举起了杯。
“哥哥,我们都钦佩你的勇气。你说得很好,做得更好,你是我们陈家的骄傲!”妹妹也举起杯。
当年拎着米袋挨家挨户去借粮的小姑娘已是老教师了,教了几十年的小学,眼看就要离开讲台了。
陈培德心潮澎湃了,眼睛湿润了,端着酒杯的手颤抖了。
他们兄弟姐妹六人,大哥去了菲律宾,早已过世。剩下的姐弟五人,除陈培德之外,都没出贫困线和社会低层。参加过全国的少年足球比赛和乒乓球比赛的弟弟培煌在“文革”时下了乡。一次,山上着火,培煌冒着生命危险冲了上去,事后被当地“贫下中农”称为“知青英雄”。培煌返城后,在汽车运输公司当过修理工和汽车司机。后来,他和妻子下岗了,家庭陷入困境,他没找过哥哥。儿子职高毕业找不到工作,他被逼无奈才打电话向哥哥求助,想让哥哥跟厦门市体育局通融一下,给儿子安排个工作,哪怕是临时的也行。陈培德愧疚地说:“培煌,希望你能理解和谅解哥哥。哥哥是当了官,请你还把哥哥当成没当官来看待。请你记住,哥哥永远是你过去那个哥哥。”二姐有一个残疾儿子,年纪很大了还没找到工作,也从没求过陈培德……
如果没有姐姐、弟弟和妹妹,他哪有今天?可是,他当官后他们从没沾过什么光。多少年来,他一直想对弟弟、妹妹和姐姐真情地道声理解他,他唯一对得起他们的就是做了一个好官,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勇于负责任的官!他感到自己没有辜负父母兄弟姐妹的期望,他释然了,轻松了,他在亲人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他的压力和委屈,懊恼与伤心统统荡去。
“培德啊,姐姐要敬你一杯。我患绝症后,要不是你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哪有能力动那么大的手术?要不是你一次次地送来16只野生甲鱼,我哪能恢复这么快?来,姐敬你一杯!”二姐说道。
这些年来,陈培德虽然没动用过手里的权力帮助过他们,在经济上却给过他们许多帮助。母亲的手术费,医疗费和办丧事的钱他都没让他们出,而是一人承担;不论姐姐、弟弟和妹妹谁家里有事情,他都慷慨解囊。
“这一年来,培德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他劳累点儿,我倒不十分担心,最担心的是安全。我知道他做得没错,可是他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万一有什么不测怎么办?我经常睡不着觉。我认为,官大不了就不当了,日子怎么也过得去,只要平安就好。”平素少言寡语的珍环终于道出了她的担忧。
“哥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些人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妹妹不放心的叮嘱道。
“哥哥必须尽自己的职责,假如鲜血能擦亮更多人的眼睛,哥哥就是死了,也死得其所。”他悲壮地说。
这次亲人的团聚,对陈培德来说犹如一碗壮行酒,他决计战斗到最后。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陈培德携妻子女儿和女婿漫步到厦门植物园。植物园依山而建,热带和亚热带植物繁多,风光旖旎。他和家人在邓小平栽的常青树旁席地而坐,照了一张全家福。他坐在中间,妻子、女儿、女婿围在他的周围。他突然感到自己不是孤独的,不是一个人作战,他有着强大的牢不可破的坚强后缓。后来,他的著作《求真的轨迹》出版了,他不仅在书的插页用了这幅照片,而且在图片说明中写道:“事业的一半是他们成就的。”
尾声:“打假扫黑反贪”的最终结果竟然是龚建平获10年徒刑,绿城受到重罚
陈培德和浙江省体育局的打假扫黑行动不仅得到浙江省委和省政府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2002年初,鲁松庭副省长在接见荣获国际象棋世界锦标赛冠军、浙江籍棋手诸宸时对记者说,浙江省政府旗帜鲜明地支持足坛打假扫黑斗争。他对浙江省体育界、新闻界在足球打假扫黑斗争中的联合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近期,体育成为甘肃省公众关注的焦点,新闻界对足球扫黑事件的报道引起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呼应,这对净化我国足球环境、体育环境,进一步弘扬正气,讲究体育道德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路过杭州时对陈培德说:“你在足坛打假扫黑中的带头作用起得好,我对你表示支持。中国足球这样弄不行,不仅水平上不去,而且还要带坏一批人。你不要怕,你做得对,没什么好怕的,要和腐败斗到底。”
浙江省人大主任李泽民对陈培德说:“培德,你辛苦了。压力大不大?不要怕,你做得对,我支持你。”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彬打电话说:“培德同志,你做得很对,足球的黑幕和腐败过去大家都感觉得到,可是没人出来说话。你第一个站出来说话,很不简单。我对你表示支持,我们很多老同志也都支持你。你有什么情况要向上反映,可以把材料给我,我帮你转上去。”
重庆球迷张玉刚来信说:“我自1986年开始关注足球联赛以来,心中就有一种压抑之感……我们甚至认为中国足球没什么希望了。但吉利、绿城揭竿而起,你以大无畏的精神向这些丑恶现象进行猛烈的抨击,使我们又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您的大义凛然、一身正气,敢于支持正义,向不良之风进行斗争,和那些和稀泥,讲官话,只知道保自己乌纱帽的官员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您知道吗?在我们重庆,在全国,有多少人支持您,有多少人崇敬您?从您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原则。您为我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您赢得了我们的爱戴和敬佩。”
南通的球迷来信说,“我很佩服您勇于揭露黑哨内幕,这股歪风蔓延下去会毁了中国足球。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球迷,对此深恶痛绝,可又无可奈何。感谢您的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您,做您坚强的后盾。同时也希望您注意人身安全,不排除有人要下毒手的可能。我们期待足坛扫黑成功!”
2002年1月23日,在中国足协在北京昆仑饭店最叁的阶梯会议厅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70余家媒体的100多位记者到场。副主席南勇代表中国足协说,有些裁判员主动交代了收受俱乐部钱的问题,还有裁判表示要认真回想一下,再向中国足协报告。凡是能够主动向中国足协讲清问题,退回收受俱乐部的钱款、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中国足协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重政策、以教育挽救为主,主动讲和被动讲不一样,被查出和自己担白并提供其他线索不一样,在时限内讲和时限外讲不一样。事实清楚,本人拒不承认,由中国足协依据行业管理规定进行处理,并移交司法部门。
陈培德对阎世铎失望了,1月26日晚,他在浙江在线网站上谈到中国足协的做法时说,“阎世铎主席在23日的新闻通气会上传播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政策将作重大调整,因为他宣布裁判只要把黑钱退出来,就可以继续当裁判,这意味着成克杰只要把一千多万的脏款退出来,就可以继续当他的副委员长,胡长清只要把他的那几百万脏款退出,也可以不用杀头,同样当他的副省长。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切腐败分子千万不可错过。”
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痛心疾呼:“黑哨”等弄虚作假行为,无视广大球迷的基本权益,使其在精神和物质上受到双重的伤害。
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毛照晰在提案中写道,法律不能对足球腐败视而不见。足球“黑哨”事件已经拖了很长时间,群众意见很大,再不处理会影响中国体育运动在国际上的形象。
2002年4月,首都体育学院老师,足球国际裁判龚建平被捕。他就是那位主动退还脏款的裁判。42岁的龚建平从1982年当足球裁判,2001年刚晋升为国际裁判。2002年,全世界登记注册的足球裁判员有59万人,国际级裁判仅400人。在公众眼里,龚建平不是最黑的裁判,在2001年12月31日,某体育网站发起的“最黑黑哨”评选中,龚建平得分260,在21位足球裁判中居第16位,第一名得分为43900。龚建平被媒体称为良心未泯的裁判,第一个退还了脏款。不过,他退给绿城的不是4万,而是8万元。宋卫平怕龚建平坐牢,把8万减为4万,绿城有可能出于好意,根据龚建平退款的悔改表现,炮制了那封轰动一时的忏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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