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庸办”门庭若市远超信访办 湖北治庸问责向纵深推进,激活民众监督,“治”出干部作风新气象

6月26日,武汉市今年首场治庸问责“电视问政”直播现场,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杨泽发收到一份特殊礼物——一套塑料膜包裹的消毒餐具。

几分钟前,现场大屏幕上播放的暗访短片中,一家消毒餐具作坊的工作人员透露,餐具上印的“380℃高温消毒”,其实是“用380伏的电烧开水消毒”。全场观众哄堂大笑,杨泽发在嘉宾席如坐针毡。

3个月前,杨泽发立下“军令状”,承诺限期整改小餐饮乱象。如今,到了检验承诺兑现情况的时候。让杨泽发尴尬不已的是,现场数十名市民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手中的“哭脸牌”。

在武汉,市民对“电视问政”这种政务监督形式并不陌生。去年底,首次“电视问政”就曾轰动江城,收视率一度超过武汉电视台的同期热播剧。据武汉市治庸办介绍,“电视问政”的频率,今年将增至两场,这次相当于“期中考”,“期末考”将在12月举行。

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以“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为主要内容的“治庸问责风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还逐渐从发源地武汉刮到湖北全省。目前,将治庸问责向纵深推进,探索治庸问责长效机制,已成为湖北各地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治庸问责将设常设机构

武汉市的“治庸”风暴,发端于去年一份名为《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的报告。调研报告由武汉市委和新华社湖北分社共同完成,武汉市在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各种问题,一览无余。

这份报告让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彻夜难眠”,在其后的一次会议中,他将武汉喻为“患有重症肌无力的病人”。随后的4月6日,剑指干部作风问题的“治庸问责风暴”,横扫武汉市各区及部门。

今年4月6日,治庸问责一周年,武汉市治庸办公布了一份“成绩单”:一年间,共问责干部812人,其中,局级干部16人,处级干部142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超过2名干部被问责。

武汉市探索治庸问责长效机制,第一个重要设想,就是将临时成立的治庸办,转为常设机构。从武汉市纪委抽调到治庸办的宣教室主任吴忠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武汉市治庸办已向上级部门提交建议,将治庸办从临时性机构转变为常设机构,同时建议各区参照设立常设机构。

网络问政与电视问政共给力

前不久,在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李鸿忠将治庸问责带来的干部作风改进,形容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和”因素。在党代会报告中,李鸿忠明确表示,要推进治庸问责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最近正在举行的“电视问政”,正是武汉市推进治庸问责常态化的另一个重要举措。

除了“电视问政”,今年5月份,武汉市还连续举办了4场网络问政直播。与“电视问政”类似,武汉市27家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一起站到问政台前,接受网友们的轮番考验。

5月8日,首场网络问政在武汉市政府官方网站长江网访谈室拉开帷幕,当天的主题是保障房质量和违章建筑。武汉市城管局副局长袁建梅,成了现场被“找茬”最多的官员。“当时我还是挺紧张的”,袁建梅在结束直播后表示。当天下午,她就赶到网友反映的违建房小区,着手了解情况。

司机们对治庸问责的成效,有最直观的感受。“治庸之后,交警的态度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违章被罚,交警跟你说话就像是在嘲笑你一样,现在他们不敢了。”武汉出租车司机彭惠萍这样对记者说。

激活市民志愿者的监督力量

在武汉四美塘中学,有一位名叫庞燕萍的老师。最近,这位以“有文化的草根”自称的语文教师,一直在做一件“不务正业”的事——担任武汉市党风政风廉政志愿监督员。

仅在今年4月,庞燕萍就向武汉市治庸办递交了7份暗访报告。涉及市民乘公交车难、小餐饮无证经营、建筑垃圾、长江排污口等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被武汉市政府列入今年治庸问责的“十个突出问题”。

庞燕萍并不孤单。在武汉,她有一批同样热心的“同道中人”。他们身份各异,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企业职工,有的是大学教授。根据武汉市治庸办公布的数据,截至上个月底,这些志愿者共提交了151件监督信息,其中有位志愿者提供了24件。

绝大多数志愿者通过走访调研、暗访监督发现问题,有的则通过所见所闻和朋友介绍等渠道发现问题。

治庸问责以“治官”为主要内容,要想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激活普通民众的监督力量,是必然的选择。

5月31日,武汉出台治庸问责群众监督奖励办法。该市治庸问责办表示,不仅会对提供有效信息的群众给予现金奖励,还将出台措施保护举报人,防止他们遭到打击报复。汉南区地税局纱帽所所长刘志念,有十几年基层工作的经验,在他看来,治庸问责让武汉的官场有了新气象,很多干部“现在每天都像绷紧了的发条。”

治庸成效拟与干部考核挂钩

记者请庞燕萍给武汉市的“治庸问责风暴”打分,她表示,很难用一个具体的分数来评价。“不过,很多常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总算开始有了改变,这就是一个进步。但我不希望它只是一场风暴,而必须形成一个长期的制度。”

“治庸重在问责”,庞燕萍认为,“治庸问责风暴”不能只靠“外面吹”——群众投诉举报、媒体曝光、上级巡视监察,必须有一个更加完善的干部管理制度。

武汉市城管局纪检组长吴舰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尽管城管局也就一些突出问题面向社会做出了整改承诺,但由于城管体制并非垂直管理,就算基层出了问题他们也无法干涉。

对此,武汉市治庸办专门组织过调研。治庸办也发现了治庸问责行动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些单位对治庸问责工作不够重视,满足于提具体要求；再比如,工作停留在表面,落实深度不够；除此之外,一些干部缺乏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勇气,导致监督问责手软。

号准了脉,接下来就该对症下药。记者赴武汉市治庸办采访时,独家获悉的一份材料显示,武汉市治庸办已起草一份题为《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初稿)》的文件,并于5月11日提交武汉市领导小组进行审议。该方案共分7部分20条,其中,“将治庸问责纳入政府绩效管理”的提法,显得尤为突出。

治庸问责从武汉走向全省

治庸问责活动的开展,使湖北省“精神面貌大改观、作风纪律大转变、服务效能大提升、发展环境大改善”。

在武汉,37个有行政审批职能的省直部门,借着治庸问责的东风,持续推进行政审批改革。“治庸”一年,原有的482个行政审批事项,已经减至373项,审批时限平均提速50%以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武汉“治庸”的成功经验,逐步在全省13个市、自治州地区推广开来。

武汉的行政审批创新,成为襄阳市推进治庸问责工作的一个学习方向。据襄阳市纪委书记王兆民介绍,从去年11月以来,襄阳市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选择20个城市作为标杆,比照去年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昆明市,通过取消、搁置、下放、调整等方式,将原来475项行政审批事项减至255项。目前,襄阳已经成为全国审批事项最少的城市。

武汉的“电视问政”,博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这种“工作好不好,上电视晒一晒”的模式,则从武汉搬到了赤壁。今年3月,赤壁市政府部门“一把手”们,也走到“电视问政”现场。群众代表任立忠大呼:“电视问政很好,当官若不为民办事,就要出丑喽!”

记者在基层采访期间,还得知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很多地方的治庸办,如今门庭若市,“人气”远超“信访办”。

据《新华每日电讯》易艳刚/文

新闻推荐

大陆警方抓获并遣返台湾持枪杀人逃犯

【据新华社南宁7月5日电】根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大陆公安机关5日在广西南宁市将涉嫌持枪杀人逃犯余朝聪移交给台湾警方。此次成功抓捕和遣返余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