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案后湖南“去标签化”任重道远

2006年悲情母亲唐慧曾因11岁女儿乐乐被逼卖淫100余次而愤然上访，一个幸福的家庭陷入飘摇，然而上访中唐慧屡屡受到不公正对待，办案人员帮嫌疑人洗罪，唐慧本人被抓被打，案犯逍遥法外。一直到2012年，在唐慧的不懈坚持下此案惊动高层，案情才终于得到重视。然而仅过了两个月唐慧就被打击报复并送去劳教。事情一经曝出，在媒体的强大压力及高层的关注下，唐慧得以释放，理由是女儿未成年。湖南省有关部门认为，唐慧为指控永州公安机关民警包庇犯罪嫌疑人等目的，多次到法院、省市有关单位和公共场所，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和社会正常秩序，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唐反映的问题，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

(综合《南方都市报》等）

网民与媒体的“鼓与呼”终于让唐慧回家，这是一个可喜的成绩，也是在新媒体时代两个舆论场难能可贵的打通。这里面既有有识网民理性而真诚的呼唤，又有体制内外媒体真诚而执著的推动，而能得到有效处理的核心正是湖南地方政府对法治理念的重新认识，回归“依法治省、法治湖南”的轨道成为舆论的共识。虽然近期依然出现了“唐慧不满解除劳教理由”等争议，但只要行走在法治的轨道上，舆情都不会失控。现在思考的更多的则是“后唐慧”时代，湖南需要做好“去标签化”工作，继续高扬法治大旗，推动舆论向企好方向发展。

从历史角度来看，回顾2006年发生在湖南永州的幼女被强奸被迫卖淫案受害者母亲唐慧连续上访投诉，到今年8月2日被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依法劳教，舆情的持续时间长达近六年。这六年中国的互联网从博客时代进入到微博时代。从最初的“两个舆论场”发展出现在能独占鳌头的“意见领袖舆论场”，但在话语权的把握中，政府正逐渐从正面宣传的战场退缩到了被动回应、消极互动的被动挨打局面，在这其中湖南是一面镜子。从2009年的邓玉娇案到2012年的唐慧案，湖南的进步可圈可点，但是也正像其他省、市所遭受的舆论压力一样，都面临“标签化”趋向。

“标签化”趋向的表现在：地方但凡发生舆情危机必会被网民所放大，配合媒体的推动，往往出现地方政府紧张、被动回应，甚至民间出现“媒治代替法治”的非理性呼声。我们应该意识到在现今的互联网语境之下，不应该“标签化”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这不仅是赋予他们一个机会，更多的也是给与他们重新走回正确舆论处理道路上的信心。“去标签化”的道路任重道远，湖南方面要付出更多努力。

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数据平台可以看到，8月4日，新浪认证微博“永州市公安局”就“唐慧被劳教”发布回应，由于发布后又删除等举动引发舆论强烈反弹，众多意见领袖发声，批评湖南永州官微“紊乱”，诱发了第一波关注潮。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回应的压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踟躇使得官方微博信息出现了回应后删除的现象。永州在此过程中被网民打上了“缺乏官方公信力”的标签，自此由地方主动回应并稳控舆情的渠道因此而栓塞。

随着《人民日报》等体制内外媒体的关注，8月6日，湖南省政法委成立调查组赴永州调查此案办理情况，随后媒体关注度达到最高。三日后，湖南省顺应舆情发展给出了“唐慧劳教决定经复议被依法撤销”的最终调查结果，唐慧案舆情最终得以较好化解。

在此过程中包括以湖南省政法委为代表的危机应对主体在面对激烈的网络批评和层层逼问的媒体拷问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针对唐慧案本身分设多个工作组专题调研给了网民以“细致化、法治化”的信心，此次“温文尔雅”而又不失“正义公平”的回应则为最终的舆情成功化解做出了补救性应对动作。

可以看出，在新媒体时代网民高举“标签化”的印章随时为地方政府打上舆情应对不利的烙印，比如此次唐慧案后期应对中，湖南基层地方政府已经感受到了“标签化”舆论带来的压力。网络“标签化”不利于地方政府舆情形象的改善，也阻断了舆情在基层化解的出口，地方政府必须重视网络舆论携裹的网络暴力，谨慎把握言论尺度，把握主导舆情的话语权。

在“后唐慧”时代，湖南将会面对更多的网络质疑和舆论压力，不仅来源于媒体，更多会来源于网民的“刻板成见”。我们期冀湖南能以此为契机推动法治化的深入，推动全省舆情形象的改观，为中部省份的“舆情凹地”做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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