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名公益志愿者讲述 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非政府组织

仅从字面上看，NGO就是“非政府组织”，目前，中国正式登记的有46万个。

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民间公益行动者寇延丁花了6年多时间，接触了近千名NGO从业者，用50多万字记录这些人的故事，试图向公众“翻译”NGO。

3月24日，北京万圣书园咖啡厅，她的新书《行动改变生存——改变我们生活的民间力量》以及《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讨论会上，学者刘苏里直言，公众、知识界和NGO从业者之间似乎没法沟通。

“什么是NGO？”会场外，一位研究生毕业的“80后”茫然地问。

看来，要翻译的事还真不少。

“这条路走到头是董存瑞和黄继光，我不想当啊”

十年前，寇延丁开始做公益：一个人背着残障美术家的作品找媒体、残联和企业帮助，却没一条路走得通。在朋友带领下，寇延丁走进北京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不大的四合院里有两家刚刚成立的NGO，一家做盲人广播，另一家做社区矫正和志愿者培训。那时，北京刚从“非典”的阴影中复苏，一些民间公益组织经过这场灾难后开始萌芽。

这是寇延丁第一次接触NGO，也让她看到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条路。为了了解这个系统到底怎么运转，她买了两大箱书和杂志，都和“公益”“民间”“残疾”沾边。

书看完了，可寇延丁糊涂了。“专家写的我看不懂，基本上炒外国的冷饭，整些调查报告。媒体写的没有用，要么是催人泪下的悲情故事，要么就是自强不息的英雄人物。”

后来，遇到能聊上几句的人，她就问：“志愿者、志愿精神是什么？民间组织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答案让她感到恐怖，很多人提到雷锋精神、舍小家顾大家。

“他们告诉我这条路走到头是董存瑞和黄继光，可我不想当啊！”她皱起眉头。最后，寇延丁决定，干脆自己写本书，采访这个圈子里的人，听听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成立“农民维权协会”、进行乡村民选团队实验的安徽南塘村村民杨云标进入她的视线，接着是做扶贫的李波、做环保的“工科男”高天……这些70后、80后没有特殊的社会背景、体制的保护，也没有太多的使命化色彩，公益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选择而已。

“NGO不是洪水猛兽，当时的高层知道了它”

中国的NGO事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人说：“慈善捐的钱是国有资产。”慈善总会的第一任会长、民政部老部长崔乃夫理直气壮地告诉对方：“这不是国家的钱，是社会的钱、老百姓的钱，我们要对捐款人负责，国家是不可以插手的。”

1995年，中国承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要举办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全球3万多名NGO代表参加。作为中华慈善总会的代表，时任常务副秘书长的杨团参加了那次妇女论坛。她记得，因为害怕外国来的NGO不好控制、外国友人要搞裸体游行，会场临时改在京郊怀柔。

游行是有的，但没有裸体。她们更像在散步，一群人走一圈，每个人脸上高高兴兴的，也不贴标语。围观的人最后连她们为什么游行都不知道，凑上去问才知道是为了争取妇女平等权益。“完全没那么可怕，到后来发现也没什么事。”杨团说，“NGO不是洪水猛兽，至少在当时的高层中知道了这样一个概念。”

一些民众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到公民行动中，是因为1998年那场洪水。杨团记得，央视举办了一场“8·16电视晚会”，中华慈善总会筹到善款3亿元。

“老百姓想捐款，又不知道往哪捐，看了电视以后都跑到慈善总会，几千人涌来，带着小孩的、拿着存钱罐的，外面广场上全是送来的衣服、被子，志愿者帮忙装袋、装车。那时我们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志愿者登记，大家自发来帮忙。”她回忆说。一个插不上手的大一男生急得哭了：“我只剩下几毛钱，我就想来做点事。”

“这些都是中国公民社会在形成中，很重要的脚印。”杨团评价道。

“这是保护自己的家，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2007年底，寇延丁结识了高天。那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评价是：有公民组织，但能力严重不足。高天在香港乐施会（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NGO之一）北京办事处负责民间组织发展，做的就是“能力建设”——“给NGO做培训、提供小额度项目帮他们提高能力”。

早在1995年，21岁的大学生高天就联系上香港一家名叫“长春社”的NGO，和几个同学去青海，考察长江黄河源头环境被破坏的情况。

看到青藏高原地貌因挖矿修路被破坏，工科出身的高天想的是靠科技尽快恢复。通过互联网他才知道，国外早就有成形的技术，成本也不算高，国内的公司并没有采用，因为市场和政府都没给他们压力。后来，他接触到公民社会的知识，终于意识到环保更重要的是人的问题。

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波，在云南一家NGO里，给雪山脚下一个名叫吉沙的藏族小村庄做生态旅游扶贫。

2000年第一次项目会议后，村民代表回到家，组织村民开了三天大会，他们修改了乡规民约，翻译成汉语大意是：“过去砍树马上可以得到钱，结果人病了，牲口病了，庄稼长不好……现在不能再为一小点经济利益出卖神山了。保护环境不像点烟一样来得快……寻找一条共同发展的路。这是保护自己的家，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每个村民都在这份乡约上摁了手印。但是，就像许多NGO遭遇的那样，李波他们最终没跑过房地产开发公司，项目终止了。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扩大公众自己的空间。”

“这是理想与现实的混合燃料，是走得更远的一种方式”

寇延丁至今都记得，在地震灾区碰到的一个广州建筑师。遇到她时，她的手里拖了一个超大号的箱子，里面装着泳衣，还有羽毛球拍。出发前，她就打听好成都哪里可以打羽毛球了。

寇延丁觉得特喜悦：“一个20多岁的女孩，带着对未来的期待，能满足自己的专业，又能打球游泳，还能和大时代在一起。这是理想与现实的混合燃料，是走得更远的一种方式。”

在64岁的杨团看来，这一代人已经和自己那一代有很大不同。“NGO只是个人梦中的一个梦，有可能只是在某一阶段，喜欢就做，不喜欢就停。不像我们原来那样，觉得不做下去就对不起这个事业、对不起跟在后面的人。”

2008年“5·12”地震，如同1998年的洪水一样，让许多NGO人的轨迹交汇在这个历史节点。刚开始，上百万志愿者聚集在灾区，靠近成都的一个受灾点幼儿园，每个孩子平均有6个书包；一个月后，灾区的志愿者就开始变少了；5年后，当初建的QQ群基本没有声响了。

杨团参加过台湾的NGO联盟会，“能感觉大家的心往一起使”。可参加自己人的会，她觉得“很乱，众说纷纭”，“可能太着急了，我们的公民社会发育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人们的互助不是那么一种状态，还是愿意突出自己”。寇延丁的几个朋友算了算，觉得这个圈子里靠谱的也就400-600个。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杨团和关心NGO发展的一群年轻人吃了顿饭。她说：“NGO是大众事业，不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业。”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也在饭局上，他说，国务院这次放开了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管理，“中国真正有法律意义上的NGO了”。

16岁儿子中考完的第二天，寇延丁曾带他去河北农村的一家NGO，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他，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儿子说：“我觉得这些人很有意思，但我对这个领域不感兴趣。不过，以后我挣了钱，会捐给他们的。”

□据《都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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