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长期以来,我们是缺少规则意识和制度意识的,始终没有形成遵守制度和法律的文化传统,更谈不上在制度演变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制度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会产生一种“法不责众”的想法,觉得只要大家都去做了,就可以跟着做,最后导致一些制度形同虚设。当代中国社会最需要建构的就是要大力弘扬理性的精神,身体力行制度背后的制度精神,不能只强调制度是死的,制度是人制定的,人是活的,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以此规避我们应当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或者寻找有利于私利或私欲的制度空间和制度漏洞。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制度和规则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制度也存在善恶之分。有的制度或法规本身其实是带有人性化考虑的。然而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恶的制度或恶的法规,需要我们反思。比如,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站被打死以后,当时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很快修改成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另外,现在有些制度和规则是被一些行业里特殊的垄断部门绑架了。因此,我一直主张,应该对我们现在很多的制度、法规或规定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清理。任何制度规定的出台,都需要更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要多听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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