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晚，中纪委发布本月的第三个违反八项规定典型问题“周报”，通报了全国各地查处的153起典型案件。不同以往，“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类案件首次超过“违规使用公车”

各地官员办婚丧宴必先报备获批

让领导干部办一场合情又合规的婚丧喜宴到底难在哪里？从上至下层层传导不断细化的政令中，或可嗅之一二。

于2013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湖南省《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曾被网民称为史上“最严限宴令”。酒席人数有上限，宾客身份划范围，宴请之前须审批，违规礼金要收缴。除了婚礼、葬礼外，公务员操办生日、乔迁等喜事，不得宴请包括同事在内的非亲属人员……湖南欲通过这些近乎苛刻的规定，既管住借机敛财等腐败问题，又管住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等作风问题。

事实证明没有“最严”只有“更严”。今年6月湖北省纪委发文明令，除婚事、丧事，禁办一切生日宴、乔迁宴、升学宴、满月宴、出国宴等。对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如将婚宴“化整为零”问题，也明令禁止，要求一事一天一地。

同时，中纪委也不断念“紧箍咒”：令行禁止、不搞例外，坚决整治对中央规定变着法子规避的行为，同时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决不手软。

领会到中央异常坚决的决心后，各地各层级都制定了较严厉的“限宴令”，记者梳理这些“限宴令”，发现一名官员如若想为儿女操办一场婚宴，大概需要走这样的程序：在婚礼前一周或前10天，需按干部管理权限向本级或本单位纪检监察机关（如纪委党风室）申报，说明操办事宜、时间、地点、邀请人数及范围等，承诺遵纪。实际操作中，这种申报一般执行得较细致，如宴请酒店的星级也要说明。

最容易被盯上的当属宴请人数。对此，一些地区明令“限桌”，湖南、石家庄、贵阳等30余地，都明令限制摆酒的桌数，但摆桌上限，各地不同，多限定在20桌左右。湖南还细化要求，干部办红白事，一方办宴禁超200人（20桌），两方合办禁超300人（30桌）。山西吕梁则限定了每桌标准，含烟酒在内禁超1000元。

申报获批后，申请人才可计划宴请宾客，而宾客范围也严格限制。在各地要求“官员婚丧嫁娶不得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基础上，20余地区还规定禁邀“同事”。新疆阿勒泰规定，同事、同学及好友可到场帮忙，但禁止随礼。湖南、湖北等地还细化了亲属范围：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及近姻亲。

半年内违规办宴官员

逐月递增

2012年底，旨在整饬政风的八项规定出台，一时间，全国各地迅速开启自我净化模式。其中，从中央到各地，关于领导干部的婚丧嫁娶有关禁令达数百个，“报告制”“限桌令”“限礼金令”“限客令”等做法已到“耳提面命”的地步。

然而，仍不断有官员违规办宴，刷新着公众的认知：8月22日，黑龙江通报哈尔滨市依兰县住建局副局长、供水公司经理、党总支书记李刚违规举办“升学宴”、收受礼金被免职。其看点在于，李刚订5桌“升学宴”被群众举报，被纪委约谈责令取消酒席并做书面检查。三天后，顽固的李刚仍为女儿举办了“升学宴”，只是将宴请数量改为4桌。

让人匪夷所思的并非只是“为何李刚如此顽固”，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顶风作案”的李刚们并不在少数。

据中纪委通报的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自今年2—7月，被曝出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的问题数逐月递增，每月平均增加30例，7月查处问题案例已增至277例，共307人受到处分。

除了普通领导干部，也不乏冒着更为严厉的处罚风险违反禁令的纪检干部：3月，山西临汾市检察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段新红，因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受到撤职处分。而山西省内其他存在类似违规情节的非纪检官员多被给予党纪政纪警告处分。

“

婚丧宴是否违规将受到现场督查

宾朋满座的婚礼当天，考验才正式开始。

在华东某县级市纪检系统工作了十余年的纪检干部苏明（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此类违规事件的线索主要来自于群众举报和舆论曝光，不排除因没有举报而蒙混过关的情况发生。

如果没有“蒙混过关”，那么官员接下来就要谨防宾客的礼金“超标”。对此，多地曾出台“限礼金令”，近10个地区还限定了礼金数额，陕西府谷规定礼金禁超300元；山西吕梁、甘肃陇南规定礼金上限200元；广西河池上限为100元。而四川则“封杀”了礼金，事先上报时须承诺：不收受礼金、礼品。湖南也规定，不准收受任何单位和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

“地方规定各种额度的限礼金令，实为便于区别是否违规”，苏明直言，“但现实中，很多违规收受情况，并不是通过宴请而取得，而是送礼人获知干部有各种事情后，主动送上门，金额很多，这个一般在干部落马后的案件调查程序才会获知。”

而对于礼金存不存在猫腻、宾客范围超不超规、存不存在铺张浪费的实际情况，婚礼当天，还可能面临来自纪委党风室干部的现场督查。按照多地规定，在婚丧喜庆等事宜举办时，需派专人督查，发现违规现象立即制止。

陕西省府谷县纪委还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抽调委办局人员参与监督检查，采取明察暗访、分片包干、落实责任的方式，成立13个监督组。每个监督组确定若干监督员，每个监督员具体负责一个饭店，要求对全县31家大中型餐饮场所办理事宜中、晚督查两次。意在“确保婚丧嫁娶等事宜的一切过程放置在阳光下，使一些见不得人的小把戏无处藏身”。

宴请结束后申请人还需在限定时间段内向纪检机关事后报备。上述程序均合规定，喜主没有因此被处分、被免职、礼金没因超规被没收，一场喜事才算皆大欢喜。

加大公开力度接受群众监督

“个人认为，婚宴的大操大办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民意反弹更多集中在领导干部的特权中。归根到底还是体制问题，回避这个问题而谈没太大意义。”苏明认为，降低婚丧喜庆违规操办的案发率，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从限制公权力入手通盘解决。

一名地方官员的看法与苏明不谋而合，他认为，在官员财产不公开、一些权力腐败隐藏较深、群众对于腐败深恶痛绝的当下，婚丧喜庆这一无法遮掩的事宜，也在一定程度上会被“首当其冲”成为某种民意宣泄口。而政务信息公开程度较高、群众监督力度大、民意举报较为通畅的地区，官员感觉时刻处于监督之下，对于自身行为就有着相对更严格的规范，心存侥幸顶风作案的情况就可能少，群众疑心举报自然也少。

从广东佛山来看，其经济发展水平较快，当地官员介绍，“佛山的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一个村的GDP可能就超过别的地方一个县，这样的形势倒逼我们必须对庞大的资产进行严格管控。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接受群众监督，最大限度压缩公权谋私空间。”

以最基层的农村事务公开为例，早在4年前，佛山市5个区便开通农村党风廉政信息公开平台，对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在此背景下，佛山对于当地政务公开的程度比较开放，群众举报和民意宣泄的途径较畅通，已形成较为有效成熟的举报、问责和通报机制。

佛山当地官员认为，在对于公权力限制的制度保障下，官员以权谋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搞猫腻的可能性减少，对于官员一些个人的正常行为，群众的怀疑也会降到最低，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而这一点，正是解决婚丧宴屡禁不止的症结所在。

“值得反思的是，群众对官员操办这类事情的反感，也与群众对官员这一群体有不满意的情绪有关。”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提出，目前出台的几乎都是对婚丧喜庆不得大操大办的禁止性规定，但光靠禁止性规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它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对于社会来说，要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不良社会风气来一场革命。对国家来说，应出台防止利益冲突的法规，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借婚丧喜庆之机向特定关系人收钱敛财。 

（据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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