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廉政账户

山西省财政厅10日发布消息，山西省财政厅设立省本级“礼金红包上交专户”和“贵重物品上交专库”，并向社会公布。据了解，“专户”接受国家工作人员主动上交的违规收受的礼金红包，“专库”接受国家工作人员主动上交的违规收受的贵重物品。“专户账号”和“专库代号”均为35581，取谐音“送我我不要”之意，所有款物一律上缴国库，山西省财政厅负责“一户一库”的日常管理。

（据3月11日新华网）

廉政账户是反腐制度的有益补充

从这些年来查处的各级各类腐败案件中也不难发现，腐败分子大多是从接受礼金、红包、贵重物品开始，积少成多、积小贪而成大贪，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针对这一较为普遍的贪腐特点，山西省财政厅设立“礼金红包上交专户”和“贵重物品上交专库”，可谓有的放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此举有利于增强公职人员的廉政意识和主动廉政的自觉性，提醒和敦促一些公职人员自觉上交违规收受的红包、礼金和贵重物品。在反腐高压态势下，一些收受过红包、礼金、贵重物品的公职人员整日惴惴不安，担惊受怕，也有把违规收受的财物交出去的想法，但是苦于无处上交，又不敢到纪委“自首”式上交，亟待为这些“幡然醒悟”的人开辟一个上交的渠道。相信这些人主动上交之后，也能够吃得下饭、睡得好觉，不再为如何处理“不义之财”而深感纠结。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个人情社会，“投桃报李”的人情观念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人们办理各种大事小事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正是因为人情文化挥之不去，短期内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又难以全面深入人心，才使得权钱交易每每打着“人情往来”的旗号。“礼金红包上交专户”和“贵重物品上交专库”的设立，显然可以为“人情腐败”做减法，为遵纪守法的公职人员规避“人情往来”提供一个避风港：囿于人情，我或许难以当面拒绝你的礼金红包，但我可以上交廉政账户，从而表明我的态度。

廉政账户更是旨在营造一种无形的廉政教育氛围。“35581”作为廉政账户的代号，它除了有便于记忆的作用外，也是一种警示：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如何才能在权力、金钱面前保持平常心态，将一切杂念拒之门外，每名公职人员都需要时时自我反省。

廉政账户主要是从预防腐败角度出发设计的一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被动受贿”问题，提醒濒临犯罪边缘的党员干部悬崖勒马。廉政账户并非反腐防腐制度建设的全部，只是一种有益补充，它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机制，从微观上来说是一种体谅人性弱点的做法，会有助于官员个体的自我完善。   (唐卫毅)

谨防廉政账户为腐败分子网开一面

去年山西成了腐败重灾区，前几天参加山西省代表团会议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指出：“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教训十分深刻，这个代价不能白付”。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透露“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是目前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不能今天提上来明天又进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省推出廉政新政，设立“礼金红包上交专户”和“贵重物品上交专库”，自有其深意。

廉政账户激励潜在的腐败官员改过自新，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确有“治病救人”的价值，但“党员干部违法收受的无法退回和不便退回的各种礼金”有可能已经构成受贿罪既遂。他们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违法犯罪行为却被廉政账户洗白，摇身一变成为主动拒礼拒贿的清廉官员，这样乾坤颠倒，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不问违法行为发生的具体原因，不去探究违法行为涉及的法律关系，全部视为“主动上交”，也是从根本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收受了礼金、红包、贵重物品，且数额较大，则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完成，构成犯罪既遂。违法收受的财物上交廉政账户，最多只能是在量刑时考虑从轻情节，不能改变违法犯罪的性质。比如，某官员两三年前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办事，等到纪委来查，听到“风声”后再把财物上交到廉政账户，这实际上为腐败分子开脱了罪责。

设立廉政账户有可能与反腐倡廉的初衷背道而施，反而成助长腐败的法宝。关键是，对国家工作人员上交违规收受财物的行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到底是两袖清风的拒礼拒贿，还是想减轻罪责的“积极退赃”。绝不能让贪官平时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在违法犯罪行为行将败露之际，将受贿所得往廉政账户上交了事。也不能让某些官员利用廉政账户作秀，受贿几百万元，只上交几万元做样子，装出清廉的面孔。  (普嘉)

绝不能给腐败行为任何“缓冲”空间

又见廉政账户。不同的是，山西的廉政账户是由财政部门设立，看上去比较“专业”。这样，官员违规收受的款物便可对号入账。从预防腐败和给问题官员一个出路来讲，设立廉政账户是可取的，用心也是良苦的。但从既往一些地方的实践看，尤其从法治的角度看，设立廉政账户并非上策，更非万能。而且其某些规定与法律相悖，有“硬伤”，值得探究。

一方面，廉政账户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论，各地也曾发生过“围城效应”，即已经设立的宣布取消，而尚未设立的又急于借鉴。之所以这般你进我出，就在于它很容易成为“退赃账户”。依照廉政账户主动存入就从轻或免予追究的逻辑，实际上是给贪腐分子提供了制度性的“避风港”。一是用上交部分款物的办法掩盖更多受贿；二是有的贪腐官员在东窗事发时就立即把“不保险”的款物转入廉政账户以逃避惩罚。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廉政账户制度，这样问题就来了：同样是在国内，有些地方的官员受贿后将款物存入廉政账户就可以万事大吉，而有些地方的官员却没有这项“福利”，到头来只能乖乖认罚，这种适用法规不统一的现象与依法治国相矛盾。同时，从法治角度看，涉嫌犯罪的嫌疑人，依法不该由地方、部门自拟的纪律性规定来查处，这些地方、部门无权擅自对涉嫌贪腐的官员作出法外“除罪化”处理。换言之，对于受贿行为的处置，只能依法，而不能依“受贿所得是否入了廉政账户”。

这里还有几个细节不能忽视。一者，廉政账户一般不要求行为人实名上交财物，甚至允许他人代为上交，这将给司法机关查处贪腐案件增加难度；二者，考量廉政账户的作用，相关部门往往着眼于上交财物的数额多少，这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反腐政绩观。

无论设置廉政账户的初衷有多么良善，都不应该向官员受收红包礼金“妥协”。一旦“妥协”，就会导致部分官员思想动摇，陷入“只要上交红包就可以免责”的认识误区。对腐败实行零容忍，绝不给腐败行为任何“缓冲”空间，才是王道。从这一意义上说，设立廉政账户，还需三思而后行，否则行之不远又宣布取消，就比较被动了。   (张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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