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的恩怨人生

王安石与苏轼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轼，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轼。苏轼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的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二人相会，飘逸潇洒，难能可贵，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一

1042年前，22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

王安石16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王安石18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国第4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他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他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1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王安石仍然“每读书达旦”，常常坐着打个盹就上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其形象可想而知。韩琦以为王安石沉迷歌楼酒肆夜生活，便提醒他得努力读书，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自暴自弃。面对上司的误解，王安石居然能不置一辩，依然潜心撰写自己的《淮南杂记》。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之后，便可以申请回朝廷担任馆阁之职，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从政道路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所以，扬州3年任满之后，他选择知鄞县，当一个亲民的县委书记。在16年的地方官经历中，王安石积累起极大的官声人望。

和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一样，只不过晚了16年，苏轼从四川眉山来到汴京，以全国第二名高中进士，风头比王安石更劲。

苏轼的第一个国家公务员职位是陕西凤翔签判。据史料记载，深知其夫的妻子王弗，就是《江城子》中那个“小轩窗、正梳妆”的王弗，对初到陕西为官的苏轼颇不放心，一直跟着来到凤翔。夫妻二人达成协议：凡是苏轼结交的朋友，都需要经过其妻验证通过。为了给足丈夫面子，每有新朋友来家，王弗都只是躲在内室中观察，待朋友走后，王弗才告诉丈夫，谁可以深交，谁应当保持距离、适可而止。

就这样，苏轼仍然与凤翔一把手陈希亮搞得关系紧张。

陈太守是军人出身，他当年在长沙为官的时候，也曾经一口气搜捕过70多名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此时陈太守年事已高，与苏轼这样的风流才子相处，计较的就是一分尊重；然而，风流才子容易摆谱，这就造成了两人之间的一系列戏剧性矛盾。

与王安石不同，苏轼在凤翔任满之后，按北宋不成文规定回到了朝廷。此时王安石在扬州的顶头上司韩琦已是当朝宰相，宋英宗知道苏轼文笔漂亮，想破格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撰写皇帝诏书，韩琦认为人才应该一步一步历练，官场应该讲究秩序和规矩，最后苏轼只判登闻鼓院，但苏轼认为韩琦是“爱人以德”。

二

通过在基层充分历练和积累后，王安石36岁从地方回到朝廷，担任掌管全国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万言书”。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势陷入“积贫积弱”困局。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政”失败已经相去17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

王安石只有等待机会。直到20岁的宋神宗登基，48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就已经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当时颍王的“秘书”兼老师韩维，讲课每讲到颍王拍手称快处，都会坦率地指出：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终于，颍王被王安石的改革愿景震动了。

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

苏轼从陕西凤翔回到朝廷那年，其妻王弗病逝，第二年，其父苏洵又去世；等他扶送父亲和妻子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并为其父守孝3年之后，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

同年5月苏轼于就作《议学校贡举状》进行反对，苏轼的主张属于老生常谈，但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却纵横捭阖、雄辩滔滔。

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乎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然而，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

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政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

三

到熙宁九年，王安石前后8年两度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间，顽强推行自己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才激流勇退，归隐钟山。

钟山白塘已属江宁的荒郊野外，漫坡的乱石、野草和流水，只有几户零星的人家。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时就看中了这片土地，他托朋友代购以作退身之用。

王安石把园林修建得充满“寻山问水”的文人之美——他担土为丘，凿地为池，还种植了三百多株能够迅速成林的楝树，中间杂以山桃溪杏……多年积水为患的卑下之地，王安石因势利导引水为渠，使之与江宁河相通，他每去江宁，便可雇乘民间小船泛水而至。从白塘到江宁东城，与从白塘到钟山距离相等，所以王安石把自己的园林称为“半山园”。

王安石辞相退隐时，宋神宗为了使他晚年能过一份富贵日子，让他以“使相”之名兼任江宁知府，然而，王安石在“半山园”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辞去了“使相”之名与江宁知府，完全“裸退”下来。

四

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4年，也就是元丰二年3月，苏轼从徐州移至湖州，这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

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

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李定等“新进”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皀，想置苏轼于死地。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3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黄州四年”后，苏轼来到江宁。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苏轼相聚江宁。王安石和苏轼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

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轼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轼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轼在黄州时就曾产生过归隐念头，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自己好友《滕达道书》中，苏轼都谈起过曾想买田江宁，相伴荆公终老钟山之下；最后未能如愿，苏轼又想过江在仪征置业，与荆公互相扁舟往来。

这次钟山相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所以，48岁的苏轼，在诗中真诚流露出对64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的老者的同情与感伤。苏轼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从而成为王安石的精神知音。罗强烈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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