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献忠。
精彩观点
清朝不遗余力地将其他势力对四川的屠戮转嫁到张献忠及其大西军身上,自己由此从屠杀者、征服者变成了“替天行道者”。
——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献忠
有关明末四川的历史资料很少,被清政府篡改得也很厉害。银锭上的陈士奇、廖大亨都当过四川巡抚,是张献忠的手下败将。
——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
彭山出水的文物非常精美,不仅有张献忠的,还有很多民间的文物。明代人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打扮的,这些实物都将给出答案。
——四川省文化考古院院长高大伦
4月7日,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历史学者座谈会”在彭山举行。座谈会上,来自国内的18位历史学者,围绕张献忠沉银遗址重要意义和价值、沉银考古发掘价值意义等话题,纷纷发表各自的观点。
最引人关注的是,来自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献忠带来的《“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引起张献忠说“张献忠”的热议。
“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但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甚至将明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百姓的屠杀‘嫁祸\’于张献忠。张献忠的‘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
清统治者欲变“替天行道者”
来自天津的张献忠,生于1973年。“名字是爷爷取的,我是‘现\’字辈,爷爷那时对农民起义军领袖又很崇拜,就给我取名张现忠。”张献忠说,老师老是把他的名字写成“张献忠”,就干脆改成张献忠。“上大学时,同学们还老调侃我,问我家里有没有宝贝。”
这一次入川,张献忠说,是来给前人“张献忠”洗冤的。通过分析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张献忠认为,“大西王确实在四川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而且数量不会太少。但是也必须认清两点:第一,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甚至将明、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人民的屠杀也嫁祸于大西王;第二,大西王的‘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范围仅限成都地区。”
将“张献忠屠蜀”肆意夸大、渲染,不仅可以转移清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且还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者,找到一条重建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基于此,清朝不遗余力地将其他各种势力对四川的屠戮转嫁到张献忠及其大西军身上。清朝一方面不断强化张献忠的“杀人魔王”形象,一方面宣称“明亡于流贼”,进而巧妙地将其对张献忠的征讨和对川民的屠杀说成是“为明复仇”。清朝由此从屠杀者、征服者变成了“替天行道者”,其合法性也因此得以建构。如果清朝着力渲染明军对川民的抢掠和屠杀,或者将清军的屠杀转嫁到明军头上,虽然能转移其合法性危机,但却无法将自身塑造成“替天行道者”,也不利于其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历史上“张献忠”肯定在四川杀过不少人。“到了入川后期,被迫要离开时,产生报复心理,屠川应该是存在的。但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范围没有扩大到全川,而是仅限成都地区。杀人的数量不好统计,但不至于把成都屠光。因为张献忠死后,余部还在四川和清兵抗争了10多年。”
应是张献忠最爱的一批东西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认为,此次发现的沉银数量虽然超过万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这批沉银乃是张献忠义军的辎重,区区万件与数十万大军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据计献忠每日发军事粮饷一钱,十人即一两,十万即万两,以数十万众,则日需数万两之多。
与会专家表示,出水文物或是冰山一角,随着进一步发掘,可能还会有惊喜。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时龙认为,出水文物其中一页金册是楚王朱华奎赐给弟弟朱华壁的。“张献忠杀楚王,时间是1643年,江口之战发生在1646年。对于张献忠这样的流寇,一样宝贝保存3年,说明非常喜欢。”
对鉴别明代历史意义重大
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说,有关明末四川的历史资料很少,被清政府篡改得也很厉害。这次出水的文物,可以作为实证,鉴别史料。“看到银锭上的陈士奇、廖大亨,感觉很亲切,像遇到熟人了。”这两个人都当过四川巡抚,也是张献忠的手下败将,这些银锭就是最好的佐证。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世松说,过去库银从来不会刻上巡府的名字,但彭山发现的银锭是个例外,像是发现一把历史研究的钥匙。“廖大亨入川当巡抚时,刚好赶上加税,成都地区16个县,14个县起来反抗,这也为张献忠后来入川打下了基础。”陈世松说,“四川明末清初的历史,上到湖广填四川就结束了,清朝留下的史料,都简单归结于张献忠把川人杀光了。而这些实物的发现,对于重新填补这段空白,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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