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诉学生”并非普适性判例

刑事诉讼的必要与否，一般是对犯罪年龄、犯罪情节、犯罪动机等各要素的综合考量，力争做到罪罚相当，而不仅仅是基于“感情冲动”而做出呼应“合情”的裁定。

前不久，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秦雨工作室”负责人秦雨，收到了一封信件。来信人名叫阿典。3年前，阿典是一名差点沦为“阶下囚”的失足大学生。3年后，他是一名致力于失足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阿典说，如果不是3年前检察官做出的“不起诉”决定，他的人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7月2日《武汉晚报》）

阿典的人生起伏，从贫苦无依而致“小节有亏”，偷窃同学财物，而后却没有因为“一失足”而酿千古恨，最终因为检察官的人性化裁量，使自己的人生躲过了一次触礁危机，当真是惊险。而阿典转身成为一名律师，并以切身经历专门从事挽救失足大学生的工作，几乎写满了“善因结善果”的命运传奇，也例证了法律人性化裁量所带来的“正向反馈”效应。

那么，由阿典的个体命运是不是就可以推导出，“不起诉”可以成为针对大学生群体犯罪的规定动作呢？

不难发现，基于阿典这一特殊案例，很多业内业外的人士开始疾呼对大学生犯罪网开一面了。有的从“年轻人有权拥有未来”的感情线出发，认为不起诉有理；有的从“判决要照应犯罪主体回归社会”的适应性出发，认为轻启刑罚会无形抬高改造成本。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也只是在某种具体违法情景下成立，而刑事诉讼的必要与否，一般却是对犯罪年龄、犯罪情节、犯罪动机等各要素的综合考量，力争做到罪罚相当，而不仅仅是基于“感情冲动”而做出呼应“合情”的裁定。

更何况，对于“不起诉大学生”论调而言，本身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律只是规定了可免于刑事处罚的“年龄线”，而没有规定“身份线”，更不会有什么“情感线”。即便对于阿典而言，其违法行为发生时，已经是一名研究生，在法律上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检察官对他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绝非因为他的学生身份，而是基于其“犯罪情节轻微”，属于“可诉可不诉”之列，这样，检察机关完全可以根据其具体家庭情况、主观恶意动机等，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做出“合情”裁定，而这种合情，分明是以“合法”为前提的。

因此，“不起诉学生”并非普适性判例，如果真要这样，马加爵案、药家鑫案、复旦投毒案等犯罪主体是否意味着也可以有“命运转圜”的契机？有人可能会说，不判重刑可能对这些学生更人性化。但是，依法判决不打折扣的必要，并非疏远“人情”，而是通过其震慑作用让更多大学生免于走上犯罪道路，让更多潜在的被侵害人免于遭难，从这个角度讲，法律被严格执行才是体现“最大的人情味儿”。所以，不能因为阿典一个判例，而去推崇什么“大学生不该被起诉”，一方面该不该起诉，要在自由裁量范围内综合考量，而不是意味着检察机关有权“同情心泛滥”；另一方面，严格执法，依法起诉乃至判决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的最大保障，不能随便受某一人的命运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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