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治军

刘隆有 苏轼有诗赞其友人曰：“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本人尤其如此，但苏轼又不仅如此，他的腹中，不仅满贮诗书，同时也满贮兵书，他既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是腹有兵书气自雄。他以一身雄华之气，给国防孱弱的北宋王朝生色壮胆，令历史千秋仰望。

崇文抑武，依靠文士治国，严防武将坐大，本是宋王朝固守的国策，文士特受尊敬和重用，武臣颇招冷遇和贬抑，所以宋代文士多不愿谈兵，甚至耻于谈兵。苏轼则不然。他的父亲苏洵就“好言兵”。苏轼虽以诗文享誉天下，却也好言兵，当初应朝廷制科策试所献文章中，就多有谈兵的内容。元七年，苏轼还一度任过兵部尚书。苏轼的师友们对他的军事才华也颇为赞赏，还请他代写有关边防用兵的奏议。张方平为一代名臣，始终关注边防用兵，《宋史·张方平传》多次提到其有关奏议，其中熙宁十年谏阻对西夏用兵的上疏，即由苏轼代写。宋神宗读了这封上疏，曾一度被打动，虽未采纳，但用兵惨败后深感后悔，“颇思其言。”滕元发擅长军事，为北宋中后期名帅，其于元丰四年所上《论西夏书》，也为苏轼代笔，意见与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基本一致。神宗不听，前方败报至，神宗悲叹：“悔无及矣！”

苏轼不仅善言兵，而且善治军。

宋哲宗元八年（1093）九月，苏轼被任命为定州知州。定州与辽接界，是北宋王朝北方边防重镇，苏轼一到任，就着力抓边防。

苏轼先派幕僚兼好友李之仪、孙敏行遍访驻军营地，仔细了解军队情况，得知自澶渊之盟以来，近百年间，因与辽国少有战事，北方延边诸郡军政渐驰，监管乏力，贪污盗窃，酗酒赌博，竟成风气。士兵日有逃亡，聚为盗贼，搞得百姓不能安居。苏轼根据情况，“因事行法，无所贷舍”，军风军纪，很快得以整饬。“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渐少，盗贼亦稀。”苏轼进而了解到，军营现状极差，营房大段毁损，不蔽风雨，且多是偷地修建，面积很小的两椽小屋，一床一灶之外，连打个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因年久失修，椽柱腐烂，大半无瓦，士卒妻儿子女挨饿受冻者，十有五六。苏轼感叹道：“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居？”即派三位将官带着工匠，“遍诣诸营，逐一检计合修去处”，预算所需建材和费用，情况既明，苏轼立即多方筹措资金，营房修建随之动工，快速进展。

军中衣食稍足，苏轼就按照战法开展练兵，长期懒散混乱的军营，一下子变得风纪整肃，士气昂扬，像个军队的样子了，官兵对苏轼无不“畏服”。第二年春季阅兵，由于军礼久废，官兵已不知上下级之间的礼仪规矩，苏轼命一切遵行朝廷军礼旧典，知州以元帅的身份，身着文官的服装坐于军帐中，将吏则戎装奔走于前，听从元帅吩咐。副总管王光祖是员老将，傲然军营惯了，如今却要他在一个书生面前俯首听命，觉得是受了莫大耻辱，装病不来。苏轼稳坐军帐，命令书吏起草奏状，要将情况上奏朝廷。王光祖震恐不已，急忙跑来参见苏轼。阅兵仪式按军礼规定进行，隆重肃穆，大振军威。定州军民对苏轼由衷敬佩，曰：“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赞美苏轼治军有方，和三十多年前名相韩琦知定州时一样。

根据李之仪和孙敏行的调研，苏轼深知驻防定州以及沿边诸州郡的朝廷禁军，已是病入膏肓，单靠短时间的整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考虑到宋辽关系的大局，也不能大张旗鼓地整军，那样会引起辽人惊恐，恶化边防形势。所以朝廷驻军，“缓急终不可用”。而沿边一带百姓迫于自卫，“带弓而出，佩剑而樵”，射击和搏斗能力及生活习惯，与辽人一样。又自发成立弓箭社，组织有方，私立赏罚，严于官府。遇有紧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备，随时可投入战斗。打起仗来，“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当年范仲淹在西北抗御西夏，就特别重视民间弓箭手，“封殖其家，砥砺其人”，有力地提升了边防力量，从而逼迫元昊臣服朝廷。过去担任过定州知州的名臣名帅，如韩琦、庞籍，也都如此。近年由于王安石变法强行保甲制，削弱了弓箭社，自然也就削弱了边防力量。苏轼上奏朝廷，强调“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建议在边防地带废除保甲制和其它一些不利于弓箭社的措施，以大力推进弓箭社的发展。但朝廷不予理睬，苏轼也很快被贬官南方，他在定州的苦心经营，也随之终结。

崇文抑武的国策，造成有宋一代文才极盛而帅才稀缺文武失衡的残缺局面，既导致其长期“积弱”，更最终将其推向亡国之路。像苏轼、辛弃疾这样不世出的文经武纬，均达高标的英物，竟不能为杀敌强国尽展奇才大才，实在是历史的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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