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奖励“该出手时就出手”

长久以来，见义勇为的行为都被视为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彰显而广受赞颂。那么“见义勇为”的思想从何而来？又是何时开始的呢？其实，在中国文化形成的早期阶段，我们就可以看到对“见义勇为”的积极追求，和对“见义不为”所持的否定态度。

一般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见义勇为”源自《论语·为政》中的“见义不为，无勇也”一句。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将其解释为：“义者，所宜为也。而不能为，是无勇也。”我们从中至少可以体会到两层意思：首先，人们应该去做所谓“义”的事情，因为其“宜为”（“应为”之意），如果不做，即是“无勇”之人；其次，见义而为是需要勇敢品质的，“无勇”的话，本来应该去做的事情也不会有人去做。

“见义勇为”四字连用，至迟在宋代已经出现。宋绍定刻本《九朝编年备要》中就曾对苏轼有“奖善诋恶，盖其天性，见义勇为，不顾其害”的评价。在之后历代典籍文献中，“见义勇为”四个字就常被用来形容个人遇事能够放下一己私利、挺身而出为公义奉献的行为。总体来说，中国传统社会对“见义勇为”这一概念的价值判断，是在道德话语系统中讨论的，并不倡导采取强制暴力的方式推行。

罪犯出钱奖励见义勇为者

历史上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定的大概是《易经》。《易经·蒙上九》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和保护。这是类似今天“正当防卫”的规定，当自身或社会受到侵害时，奋起出击是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里，即有“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也就是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若其身上携带钱财，钱物归捕捉盗贼的人所有。这时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不是由政府出钱，而是从罪犯身上获取。

自西汉以后，关于见义勇为方面的立法更加详细具体，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保护的思想也逐渐显现。如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北周时期，又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唐律疏议》对见义勇为的规定更为详细。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唐代政府正式颁发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信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

宋代元代的法律制度沿袭了唐朝对见义勇为的规定。

不仅奖钱还奖“乌纱帽”

到了明朝，除了对勇于捕获盗贼者给予物质奖励外，还试行了赏官制。破格提拔见义勇为者当官，这在“官本位”的封建时代，如此奖励绝对算是重奖，而那些见义勇为者也大多欣然领奖。

洪武元年（1368年）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凡常人捕获强盗1名、窃贼2名，各赏银20两；强盗5名以上，窃盗10名以上，各与一官。应捕之人不在此限。”可见，明代对见义勇为者既奖钱还奖“乌纱帽”，但对履行捕获强盗职责的“警察”等政府人员，明确不在奖励范畴。如此规定，意在鼓励更多的平民百姓见义勇为。

清代沿袭了前朝的奖赏规定。对于那些在与歹徒搏斗中受伤的见义勇为者，清政府还另行奖励。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50两，二等伤40两，三等伤30两，四等伤20两，五等伤10两。”已从单纯的人身安全保护扩展到了对其生活的保障。□武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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