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她在城里还是 城外？

写《呼兰河传》时的萧红，身处战时依然繁华喧嚣的香港，当回望故土，被美化了的回忆和依然残酷的现实总是在激烈交锋，在小说中便幻化为两个“我”，一个依恋从前，一个激流勇进。一生行走于风口浪尖的萧红，对于北中国被困于旧思想和秩序的人们，有着严厉的批判和深切的悲悯，而并没有鄙夷。因为她深知自己来自于他们，或许也仍未彻底从他们中“走出来”。

呼兰河，是这样的一座城。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这冬天的图景，对于南方人来说是稀奇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即使寒冬腊月，也还能体验孤舟蓑笠翁之意趣。南方的乡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但寒带地方，人家很少，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

生活，就在这样艰涩的底子上展开。一边受着风霜雨雪的吹打，一边在这并不繁华的小城里繁衍下来。闭塞带来荒凉，北国小城里的生机远不似江南那样欣欣然，经历了多少世代，也只衍生出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和拔牙的洋医生。

记忆从十字街向外延伸，便是东二道街和西二道街，两条街上有几座庙，几家烧饼铺和几家粮栈。周围的小胡同不值一提，但东二道街上有个著名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因为这泥坑子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两条“福利”：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

卖麻花的，卖豆腐的，卖粘糕的，或是做家务的女人们，对于“生”有着万般敷衍，日复一日麻木不仁，仿佛过着的是别人的生活，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年之中那些为神鬼而作的“盛举”，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构成了小城里全部的“精神生活”，对于它们，人们倒有着惊人一致的热情。

“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的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听她唱的是什么腔调，看看她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一到了黄昏，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奔着去看河灯的人就络绎不绝了。

小街大巷，哪怕终年不出门的人，也要随着人群奔到河沿去。先到了河沿的就蹲在那里。沿着河岸蹲满了人，可是从大街小巷往外出发的人仍是不绝……”

“女子们早晨起来，吃了早饭，就开始梳洗打扮。打扮好了，就约了东家姐姐，西家妹妹的逛庙去了。竟有一起来就先梳洗打扮的，打扮好了，才吃饭，一吃了饭就走了……到不了半晌午，就车水马龙，拥挤得气息不通了。”

扫过了这一圈小城概貌后，视线慢慢聚焦于“我”家的园子，“我”和祖父，老厨子，有二伯，赶车老胡家的团圆媳妇，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还有左邻右舍婆婆妈妈，作者回忆里的小城“核心”人物逐一登场。

萧红，在城里，又在城外。 在城里时，她是一个无所禁忌的孩子，总是勇于去揭穿“皇帝新装”的真相。

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健康开朗的十二岁小姑娘，因为“太大方”、“不害羞”、“坐得笔直、走得风快”而被众人认为“有病”，遭遇了暴打、热水烫和当做妖怪一连串非人折磨，只有“我”一口认定：“她没有病。”

在“我”家做工三十年依然一无所有的有二伯，在“我”眼里好不古怪，他走路时踢到了一块砖头，都要很小心地弯下腰去把砖头拾起来，细细端详一番，看看那砖头长得是否不瘦不胖合适，是否顺眼，看完了，还要和砖头严肃谈话，而临了，总是一脚把砖头踢回了原地。小团圆媳妇被虐待时，饶有兴致的看客队伍里也少不了有二伯的身影。

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结合，于是王大姑娘便招惹了“众怒”，说她眼睛长得不好，说她的力气太大，连辫子长得也太长。全院子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还有给她做日记的，“我”和祖父却认为“她挺好的”。

冯歪嘴子的幸福来去匆匆，看客们的兴致却未能满足。因为遭遇不幸后的他，没有表现出众人“期望”中的绝望，好像他活着还“很有把握”的样子似的，“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

甚至园子里的花草树木和昆虫们，还有天上的火烧云，在“我”看来都有着纷繁的个性，仿佛一点小小心机也无法躲过她的眼睛。

“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当她站在城外时，旁观者的眼中一切荒凉。祖父的园子和呼兰河边的小城都是荒凉的。“冬天一片白雪，夏天则满院蒿草。风来了，蒿草发着声响，雨来了，蒿草梢上冒烟了。没有风，没有雨，则关着大门静静地过着日子。狗有狗窝，鸡有鸡架，鸟有鸟笼，一切各得其所。”

带给“我”最多童年温暖和最初文学启蒙的祖父，是呼兰河小城中难得开明的人物，但他也没有为改变那片土地而做过什么。

作为后院一束光亮而存在的冯歪嘴子，虽然顽强地活在世界上，顽强地负着他那份责任。但他也仅仅是冯歪嘴子而已，呼兰河城里的冯歪嘴子。归根结底，并没有在本质上超越了那些卑琐平凡的邻居们。他所拥有的，只是一种发乎自然的生命力。

写《呼兰河传》时的萧红，身处战时依然繁华喧嚣的香港，当回望故土，被美化了的回忆和依然残酷的现实总是在激烈交锋，在小说中便幻化为两个“我”，一个依恋从前，一个激流勇进。

一生行走于风口浪尖的萧红，对于北中国被困于旧思想和秩序的人们，有着严厉的批判和深切的悲悯，而并没有鄙夷。因为她深知自己来自于他们，或许也仍未彻底从他们中“走出来”。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笔触也是清奇的。与大约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她没有冰心那大家闺秀的婉约清新，也不似张爱玲琉璃瓦一般的华丽苍凉，她的文字里沾着从故园一路走出来的泥土气息，又因为天赋的灵性，和祖父“处处闻啼鸟”的启蒙，而糅合成了独一无二的气质属性，你不需要刻意去记忆，只要有人在耳畔读起片段字句，便能清晰辨别——这就是萧红。

而对于每个时代每个人，“我在城里，还是城外”，都是一个永恒的困惑。

从前的小城不会回来，而字纸间的黄金时代仍在熠熠生辉。

□刘睿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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