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彩纷呈的商代青铜饮酒器

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铜觯□刘丽丽 柴懿

饮酒须持器。我们中国人历来讲究美食美器，饮酒之时更是讲究酒器的精美与适宜。现在我们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酒杯，以适应饮用白酒、红酒、啤酒等不同的需要，古人也讲：“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作为源远流长酒文化的一部分，饮酒器历史悠久、千姿百态。

在商代，由于酿酒业的发达，饮酒之风盛行。而青铜器制作技术在此时也达到一个高峰，酒文化与青铜文化的碰撞使中国的饮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我们现在见到的商代饮酒器，主要有觚、爵、觯、角等，种类繁多，形制丰富，变化多样，就相当于现在各式各样的酒杯。主要区别在使用者的身份和容量。在尊卑分明的商代社会，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严格区分，如《仪礼·礼器》篇明文规定：“有以小为尊者。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每一种饮酒器的容量也是不一样的，《考工记·梓人》记载：“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可以看出商朝人还真是“海量”呀，不过那时的酒质与现在的酒质是不一样的，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这些器物并不是功能单一的饮酒器，更多的是作为礼器使用。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天地、宴宾客以及各种仪式中，酒礼器无所不在，经常是组合来使用的。据《仪礼·特牲馈食礼》记载，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常组合使用。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商代墓葬中常用觚、爵、觯等来随葬，而随葬的多少，体现着墓主人生前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觚和爵经常相伴出土，可见两者是个基本组合。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外形、风格也带有不同的时代烙印。

大辛庄和刘家庄商代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的饮酒器。

爵，形似现在的水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爵不仅可作为饮酒器，也可用作温酒器，功能多样。爵是最具代表性的酒礼器，尤其是在商代，是当时等级、身份标志的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器，正如被称为商周考古第一人的邹衡先生所说：“商礼以酒器觚、爵的数目区分贵族身份。”《礼记·王制》规定：“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现代汉语也有“爵位”一词，都是从爵代表的等级、身份、地位的意义延伸而来的。大辛庄遗址出土大量的铜爵，虽然高矮胖瘦不一，但形制基本相同，也体现出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

觚，是有圈足的喇叭形容器，瘦长细腰，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部分精美的还有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在商代主要用作礼器，裴骃《史记集解》引马融注：“觚，礼器也。”大辛庄遗址出土的铜觚很多带有“十字孔”，时代较早。刘家庄遗址出土的一件铜觚保存也非常完整，圈足内还刻有“子工父己”的铭文，在商都殷墟中“子工”、“父己”是常见铭文，其他地区却很少见，可见刘家庄遗址与商都殷墟有着密切的关系。

觯,形似尊，也像现在的小瓶子，大多有盖。从字形特征可以看出，觯与觚一样，多源于上古兽角制作的水器。从容量上看觯大于觚，但按照“有以小为尊者”的规定，使用觚的身份地位要更高一些。大辛庄遗址出土的这件铜觯，由盖、身两部分组成，造型精致，纹饰以龙凤纹为主，栩栩如生，堪称商代青铜器中的上品。

商人饮酒成风在史籍中多有记载，甲骨文中也多见“酒”及相关的文字，“酒池肉林”即肇始于此时。大量酒礼器的出土，说明当时的上层、贵族不仅生前嗜酒无度，死后也要将酒器带在身边到阴间享用。不仅如此，在一些商代中小型墓葬中也出现酒器组合，甚至有陶制酒器，可以想见当时“全民尚酒”之盛，很多研究者认为商朝即因此而亡国。有此前车之鉴，西周统治者推翻商后，发布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规定只有祭祀时才能饮酒，如有聚众饮酒者将被杀掉。在严厉的禁酒令下，西周各种青铜酒器急剧减少，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铸造工艺、水平，都不可与商代同日而语。但也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青铜器，就是铜禁。《仪礼·士冠礼》注：“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中曾展示河南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云纹铜禁。不论是商代异彩纷呈的饮酒器还是周代的铜禁，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为我们研究历史、研究古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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