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物色之美

《物色:金瓶梅读“物”记》扬之水著:中华书局说“物”,离不开人情世故。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人情永远是主旋律,而“物”是乐队中的主角,它是乐器,没有它,主旋律没法演。礼尚往来,不是空往空来,“物”是往来的媒介。这也许是一大堆废话,但是牵扯到小说《金瓶梅》,就绝对是正正经经的大实话。在小说史上,《金瓶梅》叙写人情世故开出一片新天地,这等于也是说它把“物”写出了新花样。与他书不同,《金瓶梅》事事不离“物”,事事也不离人情世故。《金瓶梅》是人随“物”走,境由“物”生。小说中有那么多的“物”出现,比如各色金银首饰,还有其他各种生活用具,当然我们是看到的,但若看不到“物”所呈现的信息,那么等于还是没看到。看到与发现是两回事。看看,通常是不用心的扫描,发现是心智的升华。来看张爱玲怎么说的:“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这是张爱玲的发现。

以上权作铺垫,为的是让真正的主角——《物色:金瓶梅读“物”记》(以下简称《读“物”记》)登场。

《金瓶梅》看似好读,慢慢沉下去读,又觉得好难读。意思的碎片化,故事的碎片化,而且没有多余的想象空间,这是它叙事上的一个特质。其实这也正是作者的意图:我无需强化什么,引导什么,只是呈现,不作解释。扬之水的《读“物”记》,正好是接通《金瓶梅》这种叙事文本的最佳选择。

《读“物”记》一如作者以往的考证性质的著述,一器一物,皆立说有据。但是本书与以往名物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书中的考证既以《金瓶梅》文本为依托,又不受考证的束缚,匠心独运,拿出新的解读方式,让考证切贴小说的筋脉游走。所触之处,人物的细微情态一一激活,既照顾了名物研究的落实,又凭借考证的功力把器物的每一个细节精准捕捉到位,然后探究寻找各个细节的隐秘联系,从人们忽略的那些缝隙之中,获取有价值的种种信息。

扬之水深悟,“物”之细节就像毛细血管,是给小说的肌体提供循环的血液,小说的生命就是靠此存活。尤其是《金瓶梅》,细节的繁密似网状一般,使人称奇。扬之水的眼光,不同于古典小说研究者或小说评论家,如对小中之小的细节,对小中之小的物件,有异乎寻常的热情与专注,而且经过她的处理,所举之事,推敲之物,无不凸现出勃勃的生机。这里关键在于,她把对《金瓶梅》情色的认知转换到对物色的认知,一字之差的变动,却把解读的境界提升了一大截。她把情色缩小到物色上来观察,以小见大,别有洞天。

像这样以物色串联情色的事例,书中随处可见,把同样的一器一物放在不同的小说情境中比较,许多在人性、人情上面的遮盖物就被揭开,露出真实的面目来。解读这样的“细节密码”,总有意外之获。比如书中的《金丝髻重九两》一篇,解读《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回中李瓶儿拿出的这一件东西,就是从始至终物色与人情交织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一节不仅以“物”见人,而且与后来人物的命运相连,线索远不止一条两条。第一见出瓶儿的财,兼及她过门后为人行事的变化。第二见出西门家此际尚止小康。第三见出几种后来不断出现的首饰样式。第四见出金莲的性情,即西门庆说她的凡事掐尖儿。对价格的了解,因为她曾是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来自市井,而且是市井之下层,所以毫不足怪。此外,她在随后场景中把自己和西门庆的这一番对话不失时机对瓶儿当众点出来,也是暗示自己在西门庆那儿的地位。第五,就是这一篇里的最后一句话,九凤钿上聚了“金”“瓶”“梅”三个人的影子。再来看书中提到的“穿心盒”,把它拿来与西门庆命运并举,还有潘金莲怕偷情暴露,忙用穿珠子箍儿的手艺活遮掩,此时的“穿珠子箍儿”,也被作者作了命运不祥的暗示,这些“细节密码”的呈现,真是见他人之不可见。老托尔斯泰说,“无限小的因素”决定着作品质量的高低,决定着创作的成败,只要是或多一点,或少一点,就可能丧失全部的感染力。无论是《金瓶梅》作者,还是扬之水,他们都深晓最小细节的大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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