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天

1975年，听妈妈说，我应该是提早入托的。爸爸在日报社工作，经常要出差采访；妈妈在印刷厂工作，三班倒是常事；年长我4岁半的姐姐，也刚刚上小学不久，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在傍晚的夕阳下，随着她甩着俩小辫朝我奔来时，我清晰地记得那钥匙间碰撞出的声音，像清脆的风铃声。当然，好听的声音出现前，是我一整天趴着托班木栅栏门哭喊着：“姐姐——姐姐——”好像，姐姐就是我的救世主。

1978年，上小学的第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我就和前排的一大扁头男孩，打了起来，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为了哪个女生争风吃醋，可能是因为他头太大了吧，把矮小的我给遮挡得严严实实。我气不过，可能是骂了他，他就扭头掐我，我当然不会示弱，一下就把他的大扁头给抱住，一按一拧，出手还蛮重的。想当年，在幼儿园，我可是排行老三哦——全靠在园内建筑沙堆上“斗鸡子”拼下来的座次。后来，大扁头成了我的好友，真是不打不成交。

1984年，初中进班第一天，就和同桌女生比个头，我149公分，根本没的比。哎，第一天就受尽了同桌的“欺负”。这算不算被霸凌了？班主任张老师点名，可调皮的同学根本不听。这时，有人在楼下喊“涂松涛”。脑袋光光的他，应了一声“哎”，就伸出头向下张望。那扇窗可能是因为开学被擦得锃亮，就像没有玻璃一般，涂松涛没注意到，光头一伸，只听哐当一声，玻璃炸裂。他却依然伸着头，和低下的人打着招呼，似乎没啥事一样。可张老师的点名，他根本是听不见的……

1987年，没进入理想的高中，我第一天进校报到就很沮丧。上楼的时候，遇见一位身材宽厚的中年妇女，那嗓门简直震天响，下楼时因体重关系，与台阶共鸣的声音，仿佛像地震时的地动山摇。我心想，这是哪位学生的家长，太剽悍了。转念一想，不对，好像应该是老师吧。“我的天，她可千万别是我们班的班主任……”正忐忑着，我来到二楼的班级，一看点名册，初中第一天的女同桌竟然也在名册里，一阵惊慌，似乎还没定神。“人都到齐了吧？”一声洪亮又有点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转身，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震天响”成了我的班主任。

1990年，高考落榜，第一天进补习班，很乱很嘈杂很不自在。老师、同学几乎零交流。我沉默、凝重，压力骤增……同桌的一位，突然伸头望着我，“你是应届的吧？一看就知道”。我没搭理他。“我都来第三次了，哎，这么乱，看样子不咋地，还是要换。”我听他这么一说，吃惊地侧身望向他，那张脸显得异常淡定。果然是老江湖，我倒吸了口凉气。

1991年，还是在补习班，“二进宫”的我第一天进班级，也学着那位老江湖，阔步走，还不忘时不时甩甩齐肩的长发，觉得修长的自己是最帅的。其实，班上“最帅”的是成绩最好的黑小子。我的自负有两点好处，一是暗示自己这一年一定能行，二是对“自由”的贪婪享受，压力被纾解了。

1992年，本地大学的计算机房，30名同学在辅导员袁老师的主持下，在入学第一天，开了一个班会——同学们一个个走上讲台，自我介绍。不是说只讲个姓名、性别什么的，要说出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性格是啥样，希望三年的大学生活，能提高自己什么，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特长是爱看电影，想提高自己的跳舞水平。我们笑喷。后来，还真的和她跳过一曲。实际上，我跳得更烂。

1996年，专升本的第一天入学，印象最深的是那晚新生与老师聚会。毕竟同学们都是单位在职的，大家也不拘束。我那天去晚了，被罚三杯，我一连喝了好几杯，一口菜没吃。其实我不能喝酒，平时也是滴酒不沾的。可不知怎么了，那晚主动喝多了。我记得，喝完了，我们又架着喝的更多的老师，一起去歌厅唱歌。我没唱，拉着女同学跳舞，可又跳不好，就坐在地上看他们又唱又跳，一直傻笑。后来结束，我还自告奋勇地送几位女同学回家……

2002年，我辞职再入学攻读工商管理。30岁的我第一天入校，在班里自我介绍，底气很足，因为这个年龄，绝对是“大叔”级别了。20多位兄弟姐妹，像一家人一样，朝夕相处，其乐融融……

开学第一天，一个崭新的开始。映着烛火，一条前行的路，正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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