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的最终解释权在谁手里？□邓海建

黎青 作

近日，郑州科技学院的学生向记者反映，他们是学习经济类专业的，即将在学校的安排下，于24号到26号分批启程去武汉，为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给物流公司分拣快递。校方解释称，专业还是比较对口，“有很多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拣快递的。”（10月22日 中国广播网）

学生有学生的举证，校方有校方的说辞，看起来莫衷一是。真相如何，恐怕还要等待监管部门的第三方说法。不过，类似顶岗实习乱象，此前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因此，早在2016年，教育部就通报了多家组织学生顶岗实习的职业学校。今年4月，教育部再次强调禁止强迫学生实习。

其实从情理上说，乱象纷呈的顶岗实习是非常容易露出马脚的——涉及学生人数众多，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相关企业有名有姓，程序上也很难耍赖皮。可是为什么，这种“顶岗实习”的妖风，隔三差五就要刮一回？

说到底，不过是因为“校企合作”的最终解释权在校方手里。这堵死了学生权利救济的通道，加之有毕业证或学分的底牌压着，学生大多敢怒不敢言。此外，违规成本低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这些年来，疑似违法用工的顶岗实习不胜枚举，可是有几家企业赔偿过、又有几个学校被惩罚？不痛不痒的通报批评，相较于盆满钵满的收益来说，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顶岗实习的乱象，不能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该拿出个制度化说法了。比如，强化顶岗实习的审慎审批：所有顶岗实习必须要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核准，对口实习企业须经当地劳动部门审批，对相关学校实行一票否决制，出事即停招。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保护实习生的合法权益、根治“校企合作”中的利益合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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