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在武汉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经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潜意识中总是牵挂着敦煌。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尽管嘴上说不再回敦煌,但是心里没有放下。我越犹豫,心里就越想着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们都睡了。我还是睡不着,起来翻书。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半年一过,我又回了敦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不在敦煌的半年时间,单位不给我发一分钱的工资,仅靠老彭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资。省里当时也要求我尽快回去,因为我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副所长。

有时候,我也会带他进城,去之前跟他“约法三章”:“晓民,咱们进城只是去看看,不买东西,你要买东西就不进城了。”他虽然点头答应,但毕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场的玩具柜台就挪不开脚了。我问他:“晓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他只是盯着玩具看,不说话。看了好一会儿,他自己跟我说:“我们有玩具,我们不买。”我常给他讲些童话故事,教他学数数,孩子逐渐会数到一百、一千,后来两千都会数。这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办了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复合班,因幼小的职工子弟不多,就让高中毕业的职工子弟担任教员,教五个年级的幼小职工子弟。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学后,一次回来问我:“妈妈,为什么2－1＝l?”当时我真想说,这你都不懂!可是,我又想到数学对小孩来说比较抽象,所以就用点油灯的火柴来引导他掌握加减法。过一阵子孩子又问:“妈妈,妈妈,为什么36÷6＝6?”我心想,难道学校老师不教乘法口诀吗?我就给他教。有一次,孩子写了错字,我给他指出来,他说是老师说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评老师,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又有一次他回家给我讲故事,故事哪儿来的呢?原来是老师给四年级讲语文课的课文。

老二在我身边有两三年时间,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但我意识到孩子在莫高窟这样的学校继续学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无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学。老彭借探亲之机,到敦煌就把晓民带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儿。在上海过了两年后,我姐姐说孩子不好好上学,经常独自跑掉,这使姐姐和母亲担惊受怕,要我把孩子领走。孩子为啥要跑呢?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严了一些,孩子记得自己是和妈妈一起坐火车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车去敦煌找妈妈。那是1984年,由于我自己在接受审查,根本顾不上去上海领孩子。这时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从上海接到武汉,从此他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我觉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怜。这一年,我与老彭的分居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因为双方单位都不同意调动,此事又拖了两年,最终在老彭的理解下,他放弃了他创建的事业,来到敦煌、来到我的身边,我们一家才得以团聚。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因为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一个当母亲的应尽的责任。相反,老彭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还要带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由于我的原因,造成我们长期两地分居,使两个孩子小时候的教育受到了影响。老大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老彭为此很苦恼。老二只读到了大专,再没有给他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由于自己对孩子的内疚,在家里我从不训斥孩子。我在与孩子的相处中,善待他们、理解他们、引导他们,遇事与孩子耐心讲道理。我对孩子的要求是,不能做坏事,成人后能自立,为社会做点有益之事。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女生交往比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对我格外照顾,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因为27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学习空间很狭窄,所以就要跑图书馆看书。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我去图书馆,发现已经没有位子了,我就看见老彭在冲我招手,原来他给我留了个位子。这以后经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给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说话,我也不多说话。据他后来说,他认为我这个人学习还不错。其实,他学习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买了一块手绢送给我,大概是因为他看见过我用白色、蓝色的手绢,我才发现原来老彭非常细心。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绢,黄色的,上面有绿点点和红点点的花纹,我既觉得他对我很关心,又觉得这手绢实在是俗气。他们老家爱吃腌臭鸡蛋,有一次他就带了臭鸡蛋给我,还说特别好吃。我当时想这有啥好吃的,不过又觉得这个人朴实得可爱。

有一天,老彭突然对我说:“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我心里想,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他提出要带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正式谈恋爱。到了他家以后,我感觉他们家的氛围很好,特别是他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意识到老彭的成长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响。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长得也很像他大哥。大哥比他大五岁,念过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设部的一个司长。2015年9月大哥还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阅兵式,在抗战老同志的乘车方队中。当年他大哥参加革命后调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带到保定上学,后来调到北京之后,又带他来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一直让他念到大学。他心里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学习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认真,成绩很好。

还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见愁”,实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计是买不到水,他买了点儿啤酒回来。我说我从来不喝酒,他说喝一点儿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谁知道我喝了一点点就晕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动了。他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

下期看点: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特地打着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辆车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这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位敦煌的同学是个“飞天”。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他去爬鸣沙山,我们在山上还留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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