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戒“起哄怂恿他人自杀”，法制要跟上

1月1日，邓州市公安局发布案情通报称，2020年12月27日，邓州市一女子在某跨河大桥欲轻生投河，杨某奇为了博人眼球，现场起哄怂恿该女子投河自杀，并拍摄视频在网上发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对杨某奇处以行政拘留9日的治安处罚。（1月2日澎湃新闻）

很明显，这种起哄怂恿他人自杀的行为，不仅凸显一些围观者身上劣的人性之恶，还具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对于当事的意欲自杀者来说，这种起哄怂恿会明显刺激、强化其自杀意志。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这种冷漠添乱的起哄怂恿行为，不仅会直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还会严重败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公序良俗，进而污染、毒化整个社会基于这一公序良俗的民风社风。

因此，对于上述“起哄怂恿女子跳河”行为，当地警方及时果断出手，坚决绳之以法，不仅完全合理，而且十分必要。

不过，尽管警方已对起哄怂恿者做出了行拘9天的处罚，但如果站在严格依法严惩此类行为的法治角度，还应看到，针对这种“起哄怂恿他人自杀”行为，我们现行的相关法律仍不健全。

无论是此次河南邓州警方，还是此前其他地方警方的类似处罚，对这种行为的界定都是“寻衅滋事”。而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层面的“寻衅滋事”，在相关法律界定和分类中，并没有明确将“起哄怂恿他人自杀”纳入其中，相关处罚依据也仅是法条中十分含混笼统的兜底性条款——“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囿于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可能存在不同理解，相应的执法行为，势必也会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或者重罚，或者轻罚，或者根本不处罚。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尽管“起哄怂恿他人自杀”很普遍很常见，但相应的处罚、严罚案例却并不多见，这是没能确保此类行为“违法必究”“动辄得咎”的一个根本原因和背景所在。

有鉴于此，要想有效惩戒“起哄怂恿他人自杀”行为，相关法律制度还需进一步健全完备，如将“起哄怂恿他人自杀”，明确纳入寻衅滋事的法律范畴，或者专门单列相应的明确法律条款，并进一步严格细化相关罚则，确保此类行为都能“违法必究”“动辄得咎”。

□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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