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来了，他们还妥妥的 TTIP来了，他们却“炸了” 德国柏林数十万人游行反对“欧版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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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各国叫TPP

欧洲叫TTIP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是欧盟和美国正在进行谈判磋商的一项贸易协定，目标是建立一个覆盖8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该谈判最早预计在2016年完成。

TTIP是10月5日在亚特兰大达成基本协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欧洲孪生兄弟，目的是进一步消除现有投资和贸易壁垒。

TTIP的前身设想最早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几经变化，最后在2013年中正式启动，囊括欧盟和美国共29个国家。

支持者认为，它可能促进出口，创造就业，增强欧洲在世界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而反对者认为，这一贸易协定的谈判缺乏透明度，一些条款很可能削弱主权国家在贸易争端中的决策权，还可能会在环保、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等领域产生负面影响。

或25万人示威游行

老人学生小孩都有

德国多个组织和社会团体共同发起的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游行10日在柏林举行。

当天的游行队伍行进路线是从柏林中央火车站到胜利柱。示威者来自德国各地，他们搭乘大巴和列车来到柏林。一些人高举“不要TTIP”、“让TTIP走开”等标语，也有的示威者对加拿大－欧盟自由贸易协定（CETA）表示反对。

组织活动的德国工会联合会以及环保、消费者保护、文化保护等组织和团体表示，当天共有25万人参加了游行。而柏林警方则估计，当天参加游行的人数有10万人。

游行队伍分路从三个过河大桥往联邦德国的议会大厦区域进发，并穿过驻柏林各游说团体办公室聚集的莱因哈特大街，继续向米特区中央干道腓特烈大街及周边区域行进。人群中均匀分布了不同年龄段的参与者，从被父母推在小车里的婴儿，到中学生和大学生，再到青壮年和耄耋老人。他们当中不少是乘火车和大巴赶到这里的。

德国民众

为什么要反对

企业界预期，TTIP谈成将为欧盟与美国创造超过1000亿美元的经济利益。反对TTIP者则担心它会损害德国的民主制度，并将欧盟对食品安全、卫生和环境标准拉低。

和大多数全球贸易协定一样，TPP和TTIP两个协定都经历了艰难的谈判过程。但虽然TPP在从马来西亚到新西兰的亚太各国也遭遇了反对抗议，却远不及欧洲的规模。

这场反TTIP民间运动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已获得超过300万人的支持，其中50多万人来自英国。

在现场，玛丽安娜，一位柏林工业大学的生态和环境规划系学生解释了她参与反对游行的原因：“我其实反对的是整个谈判的秘密程序。如果谈判条款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不拿出来让大家看？”

TTIP高度保密的谈判过程的确引发了诸多不满和疑问。直到如今，欧盟各国政府官员如果要看到TTIP协定内容，还需去往美国使馆。那些只需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批准即可生效的部分，则绕过了各国议会这个环节。

“我们觉得被美国政府剥削了。”来自慕尼黑的非政府组织成员阿奈莉·普莱夫柯说，“TTIP对欧洲经济和文化非常不利，我们将在所有领域被美国主宰：从劳工权利到文化产品，从食物到就业。”

TPP和TTIP将对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TTP现有12个国家GDP和贸易总量将占全球的40%左右，随着韩国等亚太国家的逐步进入，其全球占比会更大。而TTIP即美欧两大经济体GDP总量约占全球50%，贸易额占全球30%。随着这两大自贸区的建立，由于“贸易扩大”和“贸易转移”效应，会明显增加和刺激美欧的贸易和出口，而处于两大自贸区以外的国家贸易和出口相应地会明显下降。美国加速推动TPP和TTIP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端“双管齐下”，推进“两洋贸易战略”，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不可低估。

第一，给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设置重重障碍。短期而言，TPP达成协议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已同12个成员国中的7个成员国建立了自贸区，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消TPP的冲击。从中长期看，TPP将给中国带来很多挑战，也会给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带来许多限制和困难。

第二，中国有可能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TTIP和TTP谈判几乎把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一网打尽”。TPP现已有12个成员国，已把东盟、日本与美国连在一起，如果韩国也拉进去，我国排名前10位的贸易伙伴基本上都拉进去了。如果TPP和TTIP最终达成协议，那么除中国和金砖国家之外的主要经济体都进入到这两大贸易区之内，中国届时处境将十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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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难民潮的

“始作俑者”？

最近，难民问题搅动欧洲。在汹涌而至的50多万名西亚北非难民持续冲击着欧洲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稳定，拷问着“欧洲和欧盟精神”之余，人们不禁追问，是什么造成了此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只要对比一下“阿拉伯之春”前后的西亚北非状况，答案不言而喻。究其根源，它是美国挑头带动的“颜色革命”造成的恶果。

“颜色革命”是美国式干涉主义的一种新形式。美式干涉主义由来已久，远的不说，二战后就有越南战争、古巴猪湾事件等。从2011年年底起，美国带头利用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以“颜色革命”或武力威胁等多种方式进行干预，助力政权更迭。历次干预事件大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越帮越忙，美国俨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麻烦制造者”，特别是其对西亚北非的干预更是使该地区的动荡演变为战乱，进一步激化了教派纷争、民族矛盾和恐怖主义威胁，最终导致不可挽回的人道主义灾难。

然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系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节奏，最终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发展，而不是外部的干预和拔苗助长。而美国往往自以为是，迫不及待地去改变当地的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局面，以图所谓的“终结历史”。殊不知，自认为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却不过是“煽风点火，天下大乱”。这不但完全打乱了当地的发展规律，甚至可能面临强烈的反弹。当年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就是这样的结局，现在的“阿拉伯之春”也是因为同样的逻辑而面临困境。每当此时，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理念就再度占据上风，于是又逐渐抽身而去，于是到处扔下烂摊子。此次难民危机，美国以国内政策不允为由意图置身事外，其隔岸观火的难民政策饱受国际舆论诟病。

实际上，真正遭殃的是当地民众，他们的正常社会发展被“强力介入而又决然退出”的美式干涉弄得一团糟，犹如一场噩梦；间接受累的是欧洲国家在汹涌的难民潮中进退两难，甚至几十年辛苦经营的欧洲一体化也备受困扰。打着人道主义等旗号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带来的却是人道主义灾难——欧洲难民危机，让人们将美式干涉主义的面目和祸害看得更加清楚。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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