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一头大象拉到我们的饭桌上”

诗人霍俊明 绘图 司婉靖

70 后诗人、批评家霍俊明：诗歌有自己的命运

霍俊明，70后诗人、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曾获《星星》年度批评家、《诗选刊》年度批评家、首届海子青年诗歌奖等。他的诗歌批评尤为出色，文字准确、敏锐而具有生命的激情。在他身上，不乏学院系统训练的研究能力，但同样不乏自由先锋批评家的活力、命名能力和个性话语。

作为诗歌批评家，霍俊明是国内较早全面而系统关注70后诗人的新锐批评家，为70后、80后的诗歌写作进行大量深入的评述。对庞杂的70后诗歌创作群体，他曾进行艰苦细致的野外考察工作。

在他历时3年完成的诗歌批评代表作《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中，全面地对70后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创作道路、诗学追求进行了细致地阐释，呈现了与70后一代人密切相关的生活史、思想史、灵魂史和诗歌发展史。

霍俊明用敏感而锐利的眼光和强大的学识功底，富有发现性地深入挖掘了一代人的诗歌江湖，一代人的精神档案。《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公开出版后，受到诗歌圈同行的空前关注。近日，霍俊明受邀担任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评委。趁此机会，我们也请他围绕文学奖，畅谈诗歌，青春，以及故乡。

A

文学奖要包容先锋性、异质性和独立性的实验文本

《当代书评》：看了“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参评的作品，您整体感受如何？

霍俊明：参评作品和入围作品，比较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青年写作的水平。尤其是青年诗歌，无论在多元化的精神向度上，还是在写作技艺和语言难度上，都有所提升。小说和非虚构也都做到了围绕着现实写作。实际上，这一类的写作是非常难的，一不小心就成了新闻的仿写。

《当代书评》：这个奖将授奖目标范围作了年龄限制：锁定40岁以下的青年写作者，明确表明要专门为年轻作者提供平台。作为一名诗人和诗歌批评家，您对当下很多年轻写作者的动态，有很多关注。在您看来，一个文学奖设立，专门针对年轻人。意义在哪里？

霍俊明：给一个奖设立特定的范围是必要的，这比那些泛泛的一锅粥大杂烩式的评选要具体得多。这样不仅可以及时总结青年写作的现象与问题，而且对青年写作群体具有某种提升性的效果。

希望这个文学奖能够包容那些更具有先锋性、异质性和独立性的实验文本。青年人没有创造，没有发现，没有实验，是可怕的。

B

诗人必须慢下来还要成为美学担当

《当代书评》：在您担任诗歌刊物的编辑工作中，肯定接触到当下最新鲜、最及时的写作。从全国范围来说，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新人，您有怎样的总体观察和印象？

霍俊明：青年诗人的阅读、写作和传播平台，显然具有快捷性，他们的语言和修辞能力也提高了。由青年诗歌，我想到的是一句诗——“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

青春的诗歌，就像是春天植物咝咝燃烧的导火索，迅速、热力、爆发、奔图、不可阻遏。但是这还不够，迅速燃烧的过程也是迅速成长的过程，这并不该意味着短暂和迅捷消逝，而应该是青草一样一年一度的生长，每年长出来的又有所不同。

《当代书评》：在您看来，年轻诗人在诗作上，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缺点有哪些？

霍俊明：他们的写作还处于成长期和不定型期，他们的诗歌个性和特异性还处于萌发阶段。从精神上而言，提供给我们的“星光”太少了。有些人过早地老化和早衰，“特立独行”正被平庸所取代。在俗世的快速生活中，很多所谓青春的诗，呈现给我们的只是表皮的疼痛和即时性的日记景观，而非灵魂的激荡。

尽管我说出了对一些青年诗人的不满，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当下并不是一个缺乏好诗的时代，也不是乏见优秀青年诗人的时代。缺乏的是，具有重要性的诗人。

《当代书评》：如果让您提一些建议给年轻的诗人，您会说什么？

霍俊明：诗人必须有担当，这种担当在诗歌的层面而言，首先是美学上的担当与语言创造性。不少人的写作速度太快了，发表得太多了，一定要将写作慢下来，多尝试各种体式的诗歌写作。

《当代书评》：将诗人按照出生的代际划分，您觉得有意义吗？比起70后，对当下受关注较多的90后诗人，他们的诗歌在思想、精神、美学方面有何区别？在您看来，90后诗人是否在短时间内有崛起之势？

霍俊明：代际划分是有其特殊性和合理性的，这在文学史上的经典例子并不少。但是，一旦谈论代际各自的特点，很容易招致同时代人的非议，尤其对于诗人而言更是如此。

我看惯了诗人的自大和相互攻讦，每个人都自以为是。那么将此放大，你在谈论一代人写作的时候，就会导致另一代人不满意，甚至还会招致一代人内部的不满。目前来看，90后的写作环境，比如动漫、网络、自媒体、流行文学、疯狂的粉丝文化，对他们的诗歌写作都有一定影响。

C

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 微暗的亮光一闪而逝

《当代书评》：在您看来，怎么判别一首优秀的诗与平庸的诗？

霍俊明：什么是好的诗歌，标准有很多。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好诗，都应该在表现自我意识的同时，还要深入当代。深入当代，也就是深入自我，深入历史，深入时间。因为当代与历史、自我、生存，都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这就意味着，诗人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绝非沉溺于当下流行的题材圭臬和被主流诗学的“招安”。平庸的诗是心灵鸡汤的替代品，是段子式的市井调笑，是流行音乐的附属品，是新闻广告的衍生物，是虚假肤浅现实的仿写者，是假大空的高歌和道德正确，是自言自语又自以为是的自大狂。

《当代书评》：如何评价当下国内诗坛的整体状况？

霍俊明：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黑夜。

《当代书评》：当代诗人容易陷入的误区具体有哪些？

霍俊明：无比阔大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但是，很多诗人在现实与诗歌之间，缺乏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

诗歌容易缺乏个性，每个人和每个文本都太相似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之间相互抵消。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正在空前增加。

D

“微信诗歌”概念不成立 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当代书评》：现在微信及朋友圈适合诗歌传播，因此也诞生一个新概念“微信诗歌”。你觉得这个概念成立吗？我们应该如果理解网络和诗歌之间的关系？

霍俊明：“微信诗歌”这个概念并不成立。这只是在特定媒体形态下诗歌出现的一些新的表象和现象而已，我们能说“墙头诗歌”“报纸诗歌”吗？

在碎片化、电子化和APP移动临屏阅读语境下即时、交互性的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但同时也使各种诗歌进入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失范状态，随之也降低了诗歌写作与发表的难度。“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现象，当然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进一步观察、辨析和衡估。

《当代书评》：在您看来，一个成熟的优秀的诗人，应该如果处理好热闹与安静的关系？

霍俊明：诗歌的存活，不是取决于诗人的火热程度和社会关注度，只有诗歌自身在说话。在我看来，这个时代可能有很多重要的诗人和作品，是被喧嚣的表象给掩埋掉的。它们的意义，可能不在现在而是在将来。

诗歌并不是耍猴的热闹营生与围观游戏，一个诗人没有安静甚至痛苦的灵魂，何以写作？甚至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转折点上，诗人在写作和生存中，都会付出超出常人的代价。

E

批评家应不逊色诗人 倡导“纯棉写作”

《当代书评》：您虽然来自学院派，但您对来自民间的草根诗人投入了大量的关注经历和热情。

霍俊明：我反感当下中国高校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系。至于那些所谓的各种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着实不敢恭维。

我本身就处于底层、草根和民间。我对那些能够在诗歌中体现生命意识的诗人，心存同感。我原来的单位曾经有一个蒸馒头的师傅，他找到我说，他在写诗。我对这样的人心存敬畏，当然诗歌写到了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

《当代书评》：您一般是如何发现那些隐藏在民间的诗人的？

霍俊明：我尽量在网络平台和诗歌刊物上，多留意那些无名和大家并不关注的诗人。这也是我几年来在年度诗选中不断推出新人的一个动力。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对于那些自诩为民间诗人，作为道德优势的我抱以足够的警惕，实际上的“民间”，也可以被一些人利用而成为藏污纳垢之所。真正的诗人，只与写作自身相关。

《当代书评》：在谈到诗歌批评时，您曾经提到一个概念“纯棉写作”。怎么会想到这个概念？

霍俊明：“纯棉写作”是2009年我在《南方文坛》上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具有明显针对性的写作命名，针对的是工业时代和后社会主义时代生锈的、虚假的、重新“体制化”和被“征用”的诗歌写作现象而言的。

“朦胧诗”这个命名出现30年后，中国很多所谓的诗歌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准确有效的命名能力。我认为，一个诗歌批评家所需要的能力，与一般意义上的评论家有所不同，他对语言和世界的敏感和理解程度，应该不逊色于任何一个诗人。诗歌批评文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自身就应该具有创造性和可读性。诗歌批评家，本身就是一个写作者。

F

关于诗歌与故乡希望具有重新的发现性

《当代书评》：这几年，每年春节，农村的变化和现状，都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故乡是诗歌一个永恒的主题。诗人更是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您期待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有怎样的作为？

霍俊明：我希望处理乡土经验的诗歌具有重新的发现性，而不是满脸泪水的老调重弹或者虚假的所谓正能量歌颂。

这需要一种诗人重新发现的能力，再写作什么劳作、母亲、伟大、眼泪、炊烟就显得有些滑稽，说得再严重些，就是诗歌写作的无效性。

当然，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比如城市化进程、生态危机、乡村问题），使得诗歌写作必须做出调整和应对。在媒体营销式话语充斥每一个人生活空间的时代，找到一首整体性的、言之凿凿的具有“发现性”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难度是巨大的。

《当代书评》：作为农家出身的写作者，您对您的家乡的变化是怎样的感受？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与故乡的关系？

霍俊明：在我的记忆中，早在1983年前后，我所在的冀东平原上就开始大量出现了水泥厂、钢铁厂、矿厂、砖窑厂。对那些整日里大汗淋漓挖土方、拉车运土、滑架、烧砖的外乡工人（大多来自张家口坝上地区以及内蒙古赤峰、广西柳州等地）以及本土工人，我的内心时常被震动。

当我几次站在并不高大的、没有任何植物的、裸露的燕山山脉的一个无名山顶，那林立的砖厂的巨大烟囱和长年不熄的炉火、浓烟，以及其间蚂蚁般劳累的生命，我感到的只能是茫然和沉重。

尽管我没有像这些农民工一样承受过多的艰辛，但我多年的乡村生活同样是沉重、悲苦的。对于故乡，除了热爱，还应该有反思和检视。故乡，已经成了虚化的空间，可以容纳精神世界。而现实中的故乡则是喜忧参半，或者不好不坏。对于故乡的写作，就我而言，是一种本能。

《当代书评》：评论家谢有顺认为，当下最热闹的是小说，但成就最大的还是诗歌。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也是诗歌和诗人。也就是说，诗歌遭受了不公正的处境。您是如何看待，在当下中国文坛中，诗歌在各个文体中的处境和位置？

霍俊明：有顺兄说得很好！诗歌和诗人自有其特殊的命运和位置。

我想说的是，诗歌何曾成为中心过？即使是盛唐诗歌，诗歌也是功名立身的一个工具。没有科举功名，没有政治失意的流放与自我放逐，好的诗歌会削减一大半。新诗的自身传统，正处于形成和发展期，被批评也是正常的。

再过多少年，很多问题人们不会再谈论了。诗歌回到所谓的社会和公众中心并不算一件好事，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我们不能把一头大象拉到我们的饭桌上，它有自身的位置和命运。

《当代书评》：一个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会稍微与其他人不同？

霍俊明：有些诗人将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一体化，从而有的成了诗歌烈士和精神圣徒。但在我看来，诗人与日常生活中的人并不矛盾，难道诗人在日常生活外吗？

对我而言，我会在下班途中去菜市场买菜，也会在夜晚的书桌上进入另一个精神空间，二者实际上是相互打开、彼此呼应的。我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诗人并不以为然，他们的特立独行应该是在文本和写作中。

本版稿件采写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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